我们進京护法的故事

【明慧网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】我是一九九九年初修炼法轮大法的。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时,我尽管学法、炼功远远不够,修炼的基础打的不牢,也不会修,但可能是生命的夙愿和誓约吧,我和同修们曾经几次去天安门护法。

写出此文,是想通过护法洪流中一朵小小浪花的视角,折射出法轮大法弟子们护卫宇宙大法的坚不可摧的正念,还原历史画面,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,赞颂师尊对弟子慈悲的保护。

一、“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对的事”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,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。得知消息后,我和几名同修立即买了机票,要赶赴北京。飞机起飞前,上来几个人。一个警察要看我的身份证,看后,客气的离去了。此刻,我头脑中忽现一句话:“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对的事!”随即,飞机呼啸着,冲天而起。

后来得知,他们监控的一个同修的名字和我名字相似,他们把我当成那位同修了。

那时,铺天盖地都是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报道,我们的心情很压抑,不知如何做。那几天,我们在街上漫无目地的走着,心情可想而知。一天,在前门街边,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冲着我们笑。彼此一搭话,原来是北京的夫妻同修A、B,他们在寻找外地来京护法的同修。我们可找到亲人了,师父的安排真神奇啊!

他们把我们领到自己简陋的家中,家里已经有十多位外地同修了,还有某地的辅导员。同修们见面倍感亲切,交流中彼此坚定着信师护法的正念。

子夜刚过,男同修的母亲和弟弟(未修炼法轮功)来了,骂骂咧咧的赶我们走,威胁不走就报警。大家悟到,不能再徘徊了,我们应该走出去了,那夜同修们没怎么睡。

次日清晨,我们彼此互道珍重。随后,同修们仨仨俩俩,各自赶赴天安门,兑现大法弟子卫护大法的神圣誓约!

走在盛夏的北京街头,却感到一丝丝寒意,但我们的心没有迟疑。经询问,来到信访办,记得是穿过一片浓密的树荫,很多警察摆着桌子接访。有很多张桌上都有信访登记表,很多同修在那里登记,热闹的象就业市场。

我们几位说明了为法轮功上访的目地,登记了个人信息。中午左右,我们被非法押送到一个空旷的地方。一下午,不让我们说话,不让动,不让上厕所。那天特别热,来来去去的,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默默的蹲在那里。一会儿,又有人被送来;一会儿,又有人被各地驻京办接走。

傍晚,我省驻京办来人,把我们接到了驻京办。驻京办主任很生气,但我们没有受到殴打,驻京办人员还好奇的了解法轮功真相。第二天,我公司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飞到了北京,我们又乘机飞回到本地。回去后,被要求直接去派出所。我回到家时,已是深夜。

二、“回家的路近了”

二零零零年初夏的一天,我和老同修学法,学到师父说:“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,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,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。”[1]和同修交流后,我悟到,作为法粒子要动起来,配合天象,我决定再次去天安门护法。

那天,我上着一件短袖格子衬衫,下穿一条牛仔裤,背个小背囊轻装上阵,独自乘早班飞机来到了北京。与北京的年轻夫妻A、B同修交流后,我把背包和证件留给了他们。午饭后,我拎个纸袋往天安门出发。

那天天空湛蓝、晴朗,天安门广场上游人不多,也没看到同修。我来到汉白玉的金水桥边,看到几位外国游客。我把纸袋子放在脚边,微闭双眼,开始抱轮。

好象没多久吧,有人拽我的胳膊,睁眼看到一个年轻的警察,看起来很和气。他问我从哪里来?做什么工作?我说不能回答你。问我来的目地?我说(大意)来反映情况,政府这么对待法轮功不对,法轮功学员冤枉;我师父教人做好人,更冤枉。

他说,你想進去还是回去?我说回去。他说欢迎你以后来北京玩,但为这事不行。他把我带上依维柯警车,这时天空阴沉了。车在天安门附近绕啊绕,好象往公安部方向开,就是看我心怎么动。

我觉的那时一定是师父加持我了,我没有怕被抓等负面想法。那时我还不懂求师父,只是心里很定、很空,什么都不想。最后车开到公交车站,把我放下,然后车开走了。

我登上开往与A、B同修见面地点的公交车,不到一分钟吧,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我平生没见到几次那么大的雨。将近一小时后,我一下车,雨就神奇的停了。天空象被洗过一般,清澈干净,空气中飘散着清新的气息。

三、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

二零零零年底,楼下防盗门忽然打不开了。因为第一次去北京上访后,我在家和单位经常被警察骚扰,我感到这是邪恶要动手了。于是当天我和C阿姨、D同修简单收拾了行李,决定再去北京护法。

因为我们的身份都暴露了,直接乘飞机和火车去北京不可行,我们赶往长途汽车站。在长途汽车肮脏的铺位上,我们睡到后半夜之后,在一个中等城市下了车,我们找到一个小旅馆下榻。次日,我们去火车站买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,避开了盘查,顺利的到达了天津。

C阿姨在天津女儿家暂住,我和D同修连夜打出租车去北京。司机说路上经常有警察查车,抓法轮功。那时没有电子书,我带上了师父的很多本讲法,以备在北京学习。在师父的保护下,我们顺利的赶到北京。

一位常人朋友接到我们,他有一套空置的三居室商品房借给我俩住,地点在北京小关(地名),里面设施俱全。因缘所致,他不许C阿姨住進来,于是我们帮C阿姨租了一间房,要烧炉子取暖,贫民窟一样。那年北京的冬天阴冷多霾,很多進京护法的同修就在那样简陋的环境中坚守着。

我和D同修每天大量学法,不怎么出门。用传呼机与来京的同修联系,有时出去和他们交流。虽然来北京的目地还是护法,但因听说邪党迫害很残酷,怕心使我们迟迟走不出来。

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,因为感到房间里暖气不足,我和D同修去商场买了棉服和羊肉片、红萝卜。回来D同修下厨,炖了一大锅,我俩暖暖的吃了一餐。

次日快到中午了,暖气更不行了,马桶冲水也坏了。我们悟到是点化我们不能再拖了。此时E同修呼我们,让赶紧去天安门,说同修们要打个百米横幅。那天应该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。

穿上新买的厚棉衣,我俩匆匆赶去见E同修。打百米横幅赶不上了,E给了我们一副真相横幅(因太久了,不记得长度是两米还是三米了,至少两米吧,适合两人打开的)。

我很感慨,真是自己的愿促成的:火车快到天津时我曾想过,去天安门上访、炼功都做过了,这次干嘛呢?要是有横幅就好了。就那么一念滑过去了,之后没做过任何努力。而且这横幅的尺寸、大小、内容都是我中意的。师父什么都知道,都给我们安排好了。

我和D同修把横幅对折卷好,横幅放在我的衣服兜里,同修把手放在我兜里,貌似握手取暖,实际上两只手能各执横幅一端,快速拉开横幅—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。我俩穿过警察少的地下通道,一路走向天安门广场。

大约中午十二点四十分,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。霎时,一排彪形大汉岔腿、背手的背影映入眼帘,那真叫杀气腾腾,凶神恶煞似的,个个一米八以上。两腿间距有半米宽,相隔一米一人,似乎告诉我们,那里刚刚出过事的感觉。

天安门广场上阴风阵阵,天空阴沉的令人透不过气,一片肃杀之气。打百米横幅的同修们早已不见了,卖小红旗的小贩哆哆嗦嗦,跺着脚御寒。印象中,广场上比较空旷,我们附近只有十几、二十个人,也不知是游人、便衣还是同修,人人都心照不宣的样子。没看到着装的警察。C阿姨在现场,好象E同修也在。

那时,一定是师尊把我推到位了,外界恐怖压抑的气氛似乎与我无关。我杂念皆无,多次看表,心里越来越急,觉的不能等了,一定要在下午一点前冲出去,打出横幅。

差几分钟一点时,我和D同修各执横幅一端,迅速分开,打开横幅,奔跑。现场一下活跃起来,其他同修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,有打横幅的,有喊“法轮大法好”的,警察、便衣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,乱了营似的追赶。

奔跑中D同修拽不住横幅,我们跑散了。我一个人右手拉举着横幅飞快的奔跑,只听见自己一遍遍的喊“法轮大法好”的声音,高亢、嘹亮,伴随着横幅飞扬、飘荡的“呼啦啦”的声响。

我感觉似乎走了另外空间,我跑了很久很久,也不喘不累,直到被警察踢倒。那一脚,要在常人,对于奔跑者来说,加上惯性,足以毙命或重伤,可我没伤没痛。我知道,是师尊帮我承受了。

奇怪,我被踢倒后,记忆就断片儿了,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下一个镜头是我坐在依维柯警车里,朝窗外看,我惊奇的发现,场景又变了:阳光灿烂,几辆警车、一帮警察、很多同修、围观的人群,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,那些彪形大汉都“人间蒸发”了,那场景很穿越。我想起棉衣内袋里有一沓子真相粘贴,刚要抛向围观人群,被警察发现,未能扔出去。

这时,我看到E同修也被抓上车。E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,头被打出很多血,我呵斥警察:“不许打人!”车上还有其他同修,但C阿姨、D同修都不在。随后,我们被拉到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。

那里,有几十、上百名同修吧,被关在派出所后院里。红砖墙高达四、五米。我们齐声背诵:“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”[2],我们一遍遍的背,声音嘹亮、悲壮、坚忍、不屈。我们越背越整齐,越背心里越坚定。

我心里有莫名的感动,那真是撼不动的正念啊,坚不可摧!法音在派出所的高墙内回荡,慈悲熔化了邪恶。警察们默默的听着,无人敢制止,也无人敢施暴。每天面对这么多善良、坚忍的大法徒,其实警察们心里是明白的。

仅仅半天的时间,在一个派出所里就有这么多同修,还有些同修安全离开了天安门广场,可见那时每天去天安门护法的同修有多少。

下午,我们被拉上大客车,人挤人,几乎没有空隙。同修们继续齐声背诵《洪吟》。车开到一个派出所,放下几个人;再到一个派出所,再放下几人。

车越开越远,我们六、七位同修被拉到一个较远的派出所。感恩师父,我们太幸运了,碰到了被前赴后继的同修们的慈悲正过来的一群警察,尤其是一位善良的派出所F所长。

四、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

我们被集中关到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,里面有个看守所那样的通铺。大家简单交流了一下:不配合邪恶,不说任何个人信息。很快到了晚饭时间,大家都没吃午饭,有警察送進来一些饭盒,我们都不吃。

之后,就有个领导模样的男警察走進来劝我们:“咱们大法弟子得吃饭呐,得吃饭!”这就是F所长。他没有架子,态度温和,甚至还有点热情,丝毫没把我们当成犯人的样子。于是我们就用餐了,饭盒里是满满的三丝炒粉。我们要给饭钱,警察不收。

我被非法提审两次。第一次是一个比较油滑的警察提审我,问我个人信息,姓名、单位、年龄、户籍等,我说:“我要说了,就会被送回去劳教,不能说。”他套不到信息,就套近乎,直说咱们有缘。因为我没带身份证,他们也查不到想要的。

第二次,一个老警察提审我,我同样回答。边上几个警察就猜上了:说我十八岁;说听我的口音,我是北京郊区的。我暗笑:这些警察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啊。十八岁?我上班也有些年头了;北京郊区的?因为少时在北京呆过,上学时虚荣,喜欢学北京话,也有很多同学、朋友在北京,我遇到北京人能讲一口“京片子”(北京土话)。这是玩笑话,修炼人是超常的,他们看不准也正常。

后来老警察说:“你再不讲,咱们再见面得十年、八年后了。”意思是你要在里面呆个十年、八年的。我依然不动心。看那架势,放人是很难了。虽然我实修不够,法理不清晰,但我思想单纯,来了就没想回去。也算放下了。

那些天,我大量学法,充实了正念。在师父的加持下,我修好的一面很强,所以面对提审很坚定。执著被抑制了,人的勇气、正义占上风了。但那时是有执著的,认为正法很快要结束了,不走出来护法,就不能圆满。

到了晚上,F所长值夜班,叫我去聊天。F所长和我很谈的来,山南海北的聊,包括饮食爱好都聊到了。这个人坦荡、正直,没有伺机诱供我的意思。当然也聊到大法真相,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《转法轮》,说:“你看,我这里有一本你们的书,我也翻过。”我跟他要,他不给。

他俯身压低声音,对着桌子对面的我说:“我觉的吧,江泽民这么搞法轮功,这么下去越来越激化,这也不是个事儿啊……”我听了真欣慰。大法弟子正的表现感动、感化了善良的警察,让他正面看待法轮功,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。

我们一起被抓進来的多是五、六十岁的乡村老同修,文化水平不高。虽然被关在一起,但彼此没怎么交流,因为她们各讲各的方言,彼此听不懂。警察不干涉我们炼功。

傍晚,有个老同修出现病业假相,很快就放她走了;次日,又出现一个病业假相的同修,马上又放了。好象放了两三个人吧,就是有一点“由头”,F所长就下令放人。

在派出所期间,没有任何一个警察打骂、呵斥我,也没听说其他同修被打骂过,也没听到有警察污蔑大法和师父的。他们能这么善待大法弟子,一定与F所长明白真相,领导有方有关。之前多少被抓到这里的善良的大法弟子讲真相,才打下这样的基础啊。

剩下我们三、四个大法弟子(记不得具体几个人了)了,就在那里被动的等待。我也不知道否定,就是等待被送走,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。我们好象都没带身份证,都不肯说出个人信息,也不知道拒绝提供个人信息的,可能被送去活摘器官的可怕后果。

最后F所长找我们过去,几个警察坐在对面。F所长严肃的说:“到处都满员,没地方遣送你们了。你带上她们几个速速离去,各自回家,越快越好。”

就这样,我们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派出所大门。几个同修匆匆道别,也没有交换任何个人信息。如今在我的记忆里,她们的样貌都模糊了。那几位同修,你们都好吗?回去后,是否又走上了天安门?

回到小关的住地,我饥肠辘辘,D同修炖的羊肉萝卜汤还在,D同修却不在了。我默默的吞咽着剩菜,还有泪水。

后来我来到清华大学附近,在一排简陋的出租房里找到了一些年轻同修,他们已经在那里坚守很久了。出租房是不足十米的单间房;走一半就上炕;单薄的木门,暖气、厨房、厕所都没有。E同修没有回来。我留出路费,把余下的六千元钱塞给同修,彼此鼓励后离去。

回顾第三次护法,那惊心动魄的经历,看似凶险,实则一切都是定好了的。其实按我平时的心性,怕心挺重,根本达不到。要不是师父把弟子推到位了,我这个业力满身的小小的修炼者根本走不过去。修炼的路上沟沟壑壑,没有师尊的保护,我早摔的粉身碎骨了。

后记

感谢在腥风血雨的年代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世人们,回馈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讲真相、劝三退(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)。

我所在单位的总经理,是一位儒雅宽厚的长者,级别较高,对我有一定的了解。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期间,他接到电话,对方要求一把手亲自去北京接我回来。路途上和回来后,自始至终,他没有责备过我一句,更没劝我放弃信仰,在工作上也没有为难我。后来警察不断骚扰我,但单位没配合他们。

我与总经理的太太聊的来,早给她讲过真相,做了三退。前几年,我终于劝退了总经理。我流着泪感谢他善待法轮功学员。他也说了心里话:“政府这么对待法轮功不对。”

那次在派出所担保我回家,是他平生第一次按手印,那时他已面临退休。看到我送给他的真相大册子,他惊叹道:“这么精美呀!”他们生活品味高,退休后经常出国旅游。有时我会去探望他们,请他们吃饭聊天。

副总经理,是我的老上级。但后来他升职后,联系较少,他早已退休。前年我请他们夫妇吃饭,讲真相。没想到,看似有点象政工干部的副总还信佛。他太太说,政治运动中他暗中保护过很多人。

说到我的信仰,他平淡的说,当年警察来单位抓我时,先找了他,他告诉警察:“这个孩子我很了解,不象你们说的那样,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她!”听到此,我眼睛湿润了,在邪恶铺天盖地肆虐期间,他作为一个常人,能为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,真是难能可贵!而且多年来,他从未跟我、也没跟其他人提过此事。他们夫妻俩对大法真相的认知度很高,三退无障碍。我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,他太太欣喜的接过去,象得了宝贝一般,那神情让我感动:世人都在等真相啊,因为我的懒惰,差一点错过这么可贵的人。多少善良的生命等待大法弟子救度啊!

总经理、副总经理两对夫妇年事已高,但他们的身体,在同龄人中都算好的;他们的生活富足;他们的孩子都很出息,事业有成,家庭幸福。他们的境况,再次印证了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结果。

借我房子的小关房主朋友,是北京某部的一位处长,已三退,但对大法真相还没来得及展开讲。因为疫情原因,给他们夫妇讲真相的计划推迟了,我会再找机缘。其实跟他们夫妻见面也就两三次吧,不算老朋友,但真是一见如故。打过去一个电话,他就主动提出借给我们房子住。当然我知道,这是师父的安排。

派出所的F所长,十多年前在北京我与他见过一面。那次我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,我们彼此成为了朋友,互留了手机号码。后来我将手机号码不慎遗失。六、七年前,我又想起他,觉的不救他,太对不起他与大法弟子结的这段善缘,于是辗转找到了他。过年期间,我给他寄去一份拿得出手的年货(以后年年如此,除了疫情期间)。

一次,我用匿名电话卡打电话给他,我劝他三退,他爽快的答应了。我好欣慰,哽咽着说:“我代表那几位法轮功学员感谢你!你知道吗?不带身份证、不说个人信息的法轮功学员,多少失踪了,多少被送去活摘了?”他沉默,他当然知道。我说你做了多大的好事啊!他让我不要再给他寄礼品了,我说我代表她们,就是一点心意而已。

F所长善待法轮功学员得了福报,被升职了。后来他调离公安,闲职,不累,也不会造业,他很满意。逢年过节,我们都会互致问候。

回顾那一段难忘的经历,我无憾。在法轮大法被污蔑,伟大的师尊被造谣期间,无数大法弟子不畏强暴,不惧生死,用鲜血与生命兑现了来世前与师父签下的这一段神圣誓约!

谨以此文,向那些因此失去生命、自由的同修们致敬!合十!

因时间太久,有些记忆不很清楚了,但百分之九十八是真实的记忆。

不足之处,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
注: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:《转法轮》
[2] 李洪志师父诗词:《洪吟》〈无存 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