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修实修、抓紧救人 才是对师父的最大回报

更新: 2023年11月05日
【明慧网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四日】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很贫穷的人家。因为母亲有病,我从小跟爷爷、奶奶一起生活。我的弟弟和妹妹因吃了有病母亲的奶而夭折,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。但多病多灾的我总是死去活来的。

我二十五岁结婚。因中共邪恶的计划生育,我们被没完没了的抄家、罚款,妻子抑郁自杀。我真是幼年丧母,中年丧妻。妻子娘家有个亲戚竟然说我故意把妻子害死,他想把我告了,我被关起来后,他再把我的两个孩子卖了捞点钱。后来经别人帮着阻止了。我常仰望天空:老天爷呀,我这苦难何时是个头啊?人来到世间到底为了什么?

得正法苦尽甘来

我到外地打工时,一位大法弟子借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。我一看,这本书太好了,正是我要找的,我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了!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。我去来回四百多里地的老家买大法书,可是没买上。后来在当地同修的帮助下,终于在一九九九年“七·二零”以前,我把当时出版的所有大法书都买齐了。

修炼后不久,我全身的病都好了。通过学法,我明白了我的前半生为何那么苦难了,明白了人来在世上,是为了消去罪业,同化真、善、忍宇宙特性,返回先天本性,返回天国世界。我从一个业力满身、社会底层的人,成为师尊的弟子,我深感无限的幸福,无限的荣耀!

看守所里救人

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二十多年中,我因坚持信仰,多次遭迫害。二零一六年秋天的一个晚上,我开车带同修们去邻县发真相资料。到达目地地后,同修分成几组发资料,结果有一组同修遭人恶告被绑架。这里离家几十里路,我怕其他同修找不到我,就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等别的同修上车走。结果警察追上,把我和车都带走了。在家人和同修们的营救下,我绝食七天就出来了,但是以“取保候审”形式出来的,不是真放人。

回家后,当地警察多次找我没找到,他们就下了通缉令。我去银行办事时,被他们监控到。我办完事两个小时后,银行给我打电话,说要回去补办个手续。结果我刚到,就被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便衣警察绑架了。他们把车、钱和真相资料都非法扣下了,将我关入看守所。

他们对我非法审讯时,我指出公、检、法机关迫害大法弟子,是违法犯罪,要求无条件释放我。我拒穿号服,坚持炼功。我当天就把一个副所长和一个法医劝三退(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)了。

回到号里后,我陆陆续续把号里大部份人都劝退了,并把三退名单通过亲人带了出去。我换了一个监号后,先把牢头劝退了,其他犯人也相继退了。

监号那边一位当地同修经常喊:“法轮大法好!”这边三退的犯人也跟着喊:“法轮大法好!”喊声震天。

在看守所,铐我的脚镣自动开了两次,狱警就让牢头用专用工具把脚镣拧的很紧很紧。没想到几天后,我睡觉后起来,发现脚镣又开了。犯人们目瞪口呆,认为大法弟子有真功夫,了不起,是有神保护的人。

法庭上正邪大战

三个月后,法院对我非法庭审。开庭那天,大女儿和大女婿开车拉着同修帮我发正念,儿子和二女儿也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去了好几车的同修,围着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。还有好多同修在家帮我发正念的,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。

在庭上,公诉人说我触犯了《刑法三百条》,罗列了几十条所谓的证据。比如,我车上有多少真相资料、真相条幅等等。律师逐条做了驳斥,指出:不是我的当事人破坏了法律的实施,而是你们。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暴力,按照真、善、忍做一个好人,对家庭和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回忆整个的辩护过程,不是他们在非法审我,成了律师在审他们。

酷刑九死一生

再回到看守所后,我开始绝食抵制迫害。所长和狱警说:“你想炼功就炼功,你不劳动就不劳动,你不穿号服也行,我们都依着你了。但你不吃饭,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?你好好吃饭,吃饱了再跟共产党干不行吗?你身体垮了,还怎么跟它干?”我就细细的给他们讲真相,我说:“我不是犯人,我按真、善、忍做没有错。我不跟它斗,它也不配我跟它斗。我就是要求无条件放我出去。”

狱警给我戴脚镣、手铐。几天后改成掏腿铐(即手铐的一头铐在两腿间的手腕上,另一头从腿后连着腿侧旁的手腕上)。我无法直立行走,得弓腰头朝下走。每次给我强行灌食时也不解开手铐脚镣,七、八个狱警和犯人对我抽嘴巴、扇耳光、拳打脚踢,有的用胶棒打臀部,把我按在一把椅子上,把我的腿和脚担在另一把椅子上,用带钩的粗铁丝或者竹棍抽打我的脚心,粗铁丝或者竹棍抡起来时,伴着犀利的“呼呼”的风声,抽的脚心疼痛难忍。

看守所的几个副所长每天轮流抽打我,扇嘴巴,掐两腮,把我嘴里的肉都掐烂了,还往我嘴里灌烟头、烟灰等。他们每天给我灌食一次。 一天,一帮狱警灌到一半,所长让我自己吃。我拒绝后,他冷笑道:“你再不吃饭,就给你吃大粪。”他命令警察弄来一塑料袋粪便,他们七、八个人按着戴着掏腿铐和脚镣的我,我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躲避。副所长戴着手套抓起粪便就往我嘴里塞,往我脸上、头上、身上抹,抹的我全身都是。

他们不让我睡觉。我一合眼,他们就往死里打我,说这是“熬鹰”。我正视着所长,说:“不让我睡觉的是你吗?要是你的话,我一定记住你!”他愣了一下,对搀着我的犯人说:“晚上让他睡觉。”那次他们熬了我四天三夜。

看守所狱警为了让我妥协,就召集牢头,强迫我呆过的两个监室的所有犯人写我如何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、劝三退的材料。在所长的淫威和压力下,犯人们不得不写。不识字、不会写的人还托别人写,只有两个犯人没写。所长和狱警也写,加在一起几十份。

写完后,所长和狱警找我谈话,说我要不吃饭,他们就把这些证据交给法院重判我。我思考了一整天:我是救度众生来了,还是毁众生来了?这两个监室的犯人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,做了三退,希望他们有美好的未来。如果他们举报我,就有罪了。为了众生,我考虑再三后,又开始吃饭了。

那两个不写举报材料的犯人得了福报,一个被提前释放;另一个没花钱,减了刑,对方也不上诉了。

在我这次绝食大概六天后,他们把我弄到医院,关入单人房间,关上了摄像头,把我呈“大”字形铐在医院的床上,一只手上铐着一个铐子,拴连在床上,脚上上了两副脚镣,一副是普通的,一副电子的。他们把我右脚的大半截伸出床外,每只脚腕的下方又加了两个铐子,好跟床腿紧紧勾住。这样,我的手上、脚上共六个铐子,外加两副脚镣,让我丝毫都动弹不得。警察得意的说:“这不是让你舒服的地方。”恶警在摄像头的死角、床的下方,用脚狠踹我的右脚下本来就很紧的铐子。我右脚和腿就被弄的疼极了。他们还往外、往下掰、抻、拧我的右脚和腿,右脚腕的铐子勒的陷進肉里,那种剧痛无以言表。看守所所长还说,骨头再硬的人最多能挨过三天,没有超过五天的。他们给我上着两副脚镣、三副手铐,还用大型注射器往我胃里大量注水,加上输液,一会儿我的肚子就鼓鼓的,想排尿,他们不给开铐子。最长的那次他们让我等了两个多小时,我感觉膀胱都要撑破了似的。

我在生不如死的一分一秒的度过了五、六天。他们怕我死在医院,就又把我送回看守所。回到看守所,他们还不死心,把我关到迫害人最厉害的牢房。牢头用鞋底抽打我的脸,又用手按住我的头,一只脚踩在拧紧的脚镣轴上,另一只脚腾空,“金鸡独立”似的把全身重量都压在我的小腿骨上,我痛不欲生。

在看守所,他们给我上了四十五天的大镣。在我离开看守所时,我让所有接触到我的犯人和参与迫害我的人都明白了真相,打我的牢头也都三退了。我在看守所呆的三个监室中,前两个监室中的人基本都三退了。在走的前两天,我把严管号里大多数人也都劝退了。

中共邪党法院对我非法判刑两年,我被关入监狱。

狱中讲真相,结缘救人

入狱那天,两个犯人把我从车上搀下来,送到车间。我竟然看到一张张面孔似曾相识,虽然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们,他们都向我友好的微笑,问我犯啥事了?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。大伙说:那就叫你“师兄”吧。

监狱知道看守所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让我“转化”,所以也就不再“转化”我了。我要求不穿号服、不背监规、不下蹲、不参与升邪党旗仪式、不劳动、不唱邪党歌、随便炼功。监区长也都认了,还说他会尊重我的信仰。后来监狱也一度想“转化”我,我告诉他们:你们要想通过“转化”我达到升官发财的目地,就别想入非非了。人要想升官发财,就必须积德行善,不能反对造就宇宙、造就生命的真、善、忍大法。否则,不但不能升官发财,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后来监狱也就放弃了对我的“转化”。

我想,我到这里不是受迫害来了,我和他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,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在车间里,我随便走动,帮犯人们干活,打水喝。我利用打饭、放风的机会给犯人们讲真相、劝三退,有好几百号人包括狱警都听到真相了。

我听说一位同修在“悔过书”上签了字,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,大意是:师父慈悲的救度我们,如果在这里做了不该做的事,或者向邪恶保证了什么,悔过了什么,出去后如何面对家人和同修?将来有何脸面面对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?

过了几天,这位同修开始跟狱警抗议,说任务太重太累,他的体力跟不上,得炼功。如果不让他炼功的话,他就不干活了。狱警答应了他,他可以炼功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他给狱长写信,声明“悔过书”作废。后来同修把他监号的人和其他能说上话的人都劝三退了。

我看图书室有一本诽谤大法的书,就把它销毁了,绝不允许它再毒害众生。

结束冤刑出狱时,门岗登记处的警察问我:“什么罪?叫什么名?”我说:“炼法轮功的。”他说:“走吧。”我昂首挺胸出了监狱大门。

回家第二天,我去当地派出所迁户口。他们让我签字污蔑大法。我说:“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我要签字,就不会坐这两年牢了。我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信仰而坐牢的。”他们让我儿子劝我签字,我儿子说:“我爸没罪。”我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派出所。我走后,派出所就给我办理了迁移户口。

我知道,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,真修、实修,助师法正人间,抓紧救人,才是对师父的最大回报。

(责任编辑:文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