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雨之中 我们依然前行

更新: 2022年06月01日
【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】那天晚上我看到《洪吟三》中的一段歌词:“神佛转法轮 法徒血洗尘 为的是苍生 救你实在沉”[1]。不禁感慨很多。想到这些年认识的同修中,因为讲真相救人,有的被邪党非法判刑五年、八年、十年,现在还在监狱承受苦难;也有的被迫离乡背井、远走海外;更有在被迫害中失去了人身,我不禁泪水有些模糊。

近期邪党对大法弟子搞所谓的“清零”,身边的同修因为不妥协、不配合,而不断的被骚扰:有的被从家里或从工作单位绑架到洗脑班;有的被逼离家出走;有的被邪恶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非法监视。即使没有遇到这些麻烦的同修内心也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,我自己每天也是有种说不出的难过。

我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,那时才三十多岁。风风雨雨的这多年,我一直坚持讲真相劝三退,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,已经劝退了几万人。在自己越来越走向成熟的过程中,也越来越体会到师父正法的艰辛,和大法弟子的不容易。也体悟到了那个救人的“救”字,为什么是“反”过来“求”; 体悟到劝三退的“劝” 字,是要反反复复的讲,尽力“又”尽“力”。

一、甲同修的故事

甲同修已经八十岁了,多年来她一天不缺的坚持早晨炼功。六点钟发正念,接着吃完早饭,然后就出去和同修一起讲真相,除了星期六、星期天有事之外,其它时间风雨无阻。疫情期间我与同修大姐有几次配合面对面劝三退,觉得自己受益很大。

我俩约定一个车站见面,我住的远一些。同修大姐说:你晚点来不要紧,我就在车站讲真相。她在等我的时候也总能劝退两、三个人。有时我还要在小吃店吃早餐,她就在旁边讲真相,心态很好,从不觉得我在耽误时间。就这点我就看到了差距,因为我每次在等人的时候,心里多少都有些怨别的同修不守时,却从来还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。

每次我俩出去都是以她讲为主。同修大姐很少有我身上的那种顾虑心和面子心,我讲真相需要挑人,看准了才上去讲。同修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讲,遇到对方犹豫、不表态的,总是真诚的、微笑着劝说:“退吧,退吧,不退是走不过去(瘟疫)的。”对方同意退了,她替别人高兴,不退也没什么想法,继续找下一个有缘人。

讲真相什么人都能遇到。有时她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只是冷漠和不屑,同修都是很宽容的跟我说:“他这是不明白呀,明白了就不会这样(对我)的。”真是满心的慈悲。

一次我俩回家时,在一个公交车站等车,她和一个老爹爹讲真相,讲了一半,车来了,那老爹爹和我们上了同一辆车。在车上,同修刚要与他搭话,没想到他立即大吵大嚷起来:“我们国家现在这么好,你们还到处搞这些名堂,要人退党……”马上旁边就有人附和说些不好的话。我俩坐了一站就下车了,换乘下趟车回家。下一次见面,同修大姐说:“你没受到影响吧?我想自己上次没做好,担心你受到影响了。”我想能是同修的什么错呢?她就是这样的总是首先想到别人。

还一次我俩在路上,对面走过来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,手里拎着一提菜,可能刚去了菜场回家。同修大姐迎上去一声:“大兄弟,你好啊。”就开始讲真相。但那人好像不太愿意听,躲闪着左一步右一步往前走,大姐就随着左一步右一步的往后退。我在一旁看到他俩步伐一致,左一下,右一下的走了很长的路,心里说不出的什么滋味。同修也是这么大把年纪的人了,家庭环境很好,孩子也争气。每天她都是这样在外热面对冷面的,尽心尽力。我感到大法弟子真的不容易,也真的是了不起。一会儿,同修快步走回来。我问:“怎么样?”她高兴的说:“退了,是个党员。”我也很高兴。

二、乙同修的故事

乙同修不是我们一个学法小组的,我与她接触并不多。这次邪党的“清零”行动中,我先从明慧网上看到她被骚扰的消息,后来又听说她因为三天两头的被社区人员以她孩子的工作为要挟,逼签“三书”,搞得家无宁日,而被迫离家出走。

她家的常人亲戚都很有正念,支持她反迫害、不配合邪恶的“签字”转化。她先是住在亲戚家,社区找到她家亲戚要求交人,她又被迫离开,居无定所。这当中,她还打电话到社区讲真相。社区人员要完成转化指标,不愿放过她。社区因为找不到她,就在她家门口安了摄像头,让她有家不能归。

乙同修在外漂泊期间,也不忘记自己的使命。我两次收到乙同修的三退名单,第一次是几十人,第二次一百多人,都是写在几层厚的卫生纸上,是通过一个同修传过来的。

每次我看到那一排排工工整整的名字,内心都很感动,眼泪也不由的流了下来。我相信这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平凡的故事,虽然我不知道那故事,但我知道那是正法弟子在尽其所能践行自己对师尊的承诺,在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。

三、艰难中的坚持

随着师父正法的進程,另外空间的邪恶越来越少。但是表面人的这个空间,共产邪灵在最后的灭亡中,对中国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厉。现在中国大陆那些无处不在的摄像头,已经让中国人时时在邪党的严密监视当中。在本地,现在想找一个能静下心来打真相电话的地方觉得真的很难了。有时发现某个能停下来多待一会儿的地方,去过一、两次后,再去就已经装上了摄像头。大马路上更是每隔5到10米就有一个或几个摄像头。大法弟子长年在这样的环境下讲真相救人,既不能被这些东西所左右,同时也必须理性的对待它们。

一天晚上,我站在一个马路边打电话。靠里隔着一排花坛是个小广场,一些人在那儿跳舞。我刚讲退了两个人,一抬头,看到前面不远处、花坛间的过道上有个中年男子背对着我在伸腿弯腰的,像是在锻炼身体,我边打边留心注意他。他玩了几下,就坐到广场边的一排长凳子上,好像是在看前面的人跳舞。我挪了个地方走到他的侧后方继续打。发现他不时的扭过头来看我,因为中间隔着花坛,有点距离,我其实只是看见他戴的口罩比较亮,不时的在朝我这个方向晃动。我觉得此人可疑,就收起电话,顺着马路往前走。边走边想:这条路前面比较偏,人不多,他要跟上来,要摆脱不容易。走了不到一百米,我就转头往回走。果然,就看到那人跟过来了。我能很快就认出他,是因为那天风有些大,他外面穿了个浅色的马甲,很明显。他正走在那群跳舞人旁边,隔着花坛紧跟在我后面。这时我这边正好有个过道口,可進入广场,我就干脆顺着那过道往里走。他没有防备我突然回过头来直接向他走来,立刻慌的低下头来用脚不停的踢地面的一个什么东西。我趁机又转头,继续顺着大马路往人多的方向走。不远是个十字路口,我就过马路了。走了一段路,没见那人跟过来。遇到一个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,我跟她讲了大法真相,她在大学里入过党,同意退出来。然后我就回家了。

又一天的上午,我站在一个小巷子里打电话,一个同修在旁边帮我发正念。还没打几分钟,同修说:“刚才有个男的骑车从这里过去,又骑回来看我们,现在已经走了。”同修的意思是没事了。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那人还会再回来的,就边打边示意同修往外走。出巷子口不远有个公交车站,我们快到车站时,果然那个中年男子就骑着自行车又回来了。这时我已收起电话。那人从我们身边骑过去三、四米,又回头看我俩,又骑了几米,又回头看,目光冷冷的,很不善。

类似这样有惊无险的事,以前只是偶然遇到,现在我们已是多次遇到。同修说:“怎么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啊。”我也感叹的说:“是啊,现在打个电话真不容易。上面有摄像头;下面有便衣;买卡还要受限制,打长了电信要封卡;听电话的弄不好还要举报;自己还有观念和人心;另外空间还有干扰。要突破的东西真是不少。”所以有时劝退一个人都觉得很珍贵,也很欣慰。

我经常怀念早些年那些好时光。那时我们经常几个同修一起,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打电话,一次劝退一百多人都是很平常的事。现在地方太偏了,电话卡不安全;同修集中在一起打,人也不安全。特别疫情发生之后,不少人被假相和邪党谎言迷惑,从而又对邪党感恩戴德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我们讲真相的难度。

现在打电话我只能一个人出去,有时一个同修配合我。而且是速战速决,一个多小时,劝退五、六人,多的时候劝退八、九人,虽然人不多,做的很艰难,也一直努力的坚持着。

自己一直坚持在打真相电话这条路上走,是觉得电话更快捷、方便,主动与人沟通无障碍,与面对面讲真相可以优势互补。而且现在很多人出门有私家车,平时不怎么走路,面对面很难接触到他们,打电话也是给这样的人一个机会。所以自己平时也加强学法,让自己人心少一些,正念更强一些,才能使电话讲真相的效果能够更好一些。

谢谢师父!
谢谢同修!

注:
[1] 李洪志师父诗词:《洪吟三》〈救你实在沉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