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年偏瘫一念即愈

【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】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,我第一次去炼功点,出门时靠人背、扶,回家时偏瘫近五年的我行走自如。

我是一名镇政府的退休干部,今年六十三岁。十五岁当上了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,任教八年;二十三岁就读西南农学院。大学毕业后回乡工作,先后担任过公社办公室主任(秘书),乡政府公安员;镇政府办公室主任;综合统计站站长;镇政府片区行政主任等多种职务。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的一天,我人生中发生了不幸。我骑摩托与妻子外出,一辆大货车转弯时行错了道,向我们冲撞过来。我和妻子急忙跳车,翻滚到公路边。命保住了,但我神经受损,从此偏瘫。住院医治了半年,没有治愈的希望,主治医生要我回家疗养。

医疗费花了二万多元,镇长不给报销,说不是工伤,还要我到离家十五公里远的地方继续做片区行政主任的工作。经我请求,才调到附近当驻街村干部。我是一个残废人了,每天去上班都要拄拐棍,还要儿子护送,搀扶。

从医院回家后,最重要、最急迫的事就是求医问药,到处打听名医、药方,谁知越医越糟糕。血压飙升高达一百八十至二百三十,脑血管出问题,引起头部剧痛,疼痛发作时,象要爆炸一样;大小便失禁,小便刺痛,烧裆,痛苦万分。我倒在床上了,左侧肢体麻木,一点知觉都没有了,起、卧、行全靠妻儿搀扶,吃饭靠喂。我在床上躺着工作,接待上门来的村干部,给他们布置工作、指导工作。

我心情糟透了,易急易怒,整天赖在床上动都不想动。正当我痛不欲生的时候,有人来向我洪法。我认为自己是国家干部,对于那些东西不能轻信轻听。来人说:我也有病,是炼法轮功炼好了的。我也是退休干部,还是党员呢,我都不怕,你怕什么?

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,有外地同修来切磋交流,当地辅导员劝我去听一听,说学不学你再作选择。于是当日下午儿子扶我去了炼功点。一看,我镇修炼法轮功的人还真不少,有退休干部,有在职机关人员、公安警察等等,有的退休干部还带来家属参加,七、八十人个个红光满面,精神抖擞。而我呆立一旁,站都站不稳,感到好自卑,好羞愧。

法轮功学员炼完功,开始读书。儿子就扶我坐在别人身旁,凑着一块儿看书,然后听他们交流切磋。在这个祥和的场里,我感觉人一阵轻松,好舒服。辅导员问我要不要大法书,我一口回答,要!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,订购了全部书籍和炼功带、讲法录音带。

起身回家,走出炼功点仅一百米,我瘫痪的左手突然从裤兜里伸缩自如;瘫软的、知觉麻木的左腿也来劲了。我一阵惊喜,便试着自己走。一走,还行,不要儿子搀扶了,我自己走回了家。

回到家,我试试我的左手是否有力,于是一掌拍下去,把那条有些破损、坐下去发出声响的破凳子拍散了架;我再试试看手腕、手臂是否有力,就将一箩筐约一百斤重的大米从门口的摊位提進了屋。从此,我自己端碗吃饭,生活、工作一切正常。

真象神话故事一样,一个满腹惆怅、前途无望的偏瘫患者,出门时还靠儿子背、扶,仅发出要炼法轮功这神圣的一念,回家的路上就能独自行走,从此成为一个健康、幸福的人了。第二天我就独自走去炼功点炼功了,并每天如饥似渴的读着大法书。

我的妻子,家人们见证了法轮大法展现在我身上的神迹,个个百感交集,连声谢谢师父,谢谢大法。

师父还给我开天目,让我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。我精進实修,什么高血压、脑血管痛、小便疼,全都消失的无踪无影。原来我是公斤级的酒量,我戒了酒、戒了烟、戒了赌(打牌赌),妻子打趣说,要当和尚了。

我家祖辈信佛信教,文革历劫后仍有些收藏,想到“不二法门”的要求,我把那些东西全部处理了。

我与现在的妻子是组合的家庭,双方共有大大小小五个孩子,三代人一大家子凑在一起过日子,各执所见,难以融洽。修炼了,我哪有不对,妻子就提醒我:每天抱着大法书看,修的是啥哟?我们都是修炼人,遇事用法来对照,我们的家庭从重重矛盾中解脱出来,越来越和谐、温馨。邻居及亲朋好友们说,你是怎么管理的?你们这个半路组成的家庭怎么比结发到老的家庭还和睦?

我年逾古稀的母亲,三十岁时就患头痛病,无药可治;中风后留下后遗症,右腿行走不便,靠拐杖。我妻子有额窦炎,腰椎盘突出,肩周炎等等许多的病,我带着她们一起炼功,一起学法,我母亲炼功的第二天头就不痛了,还丢掉了拄了两、三年的拐杖。很快,我妻子的什么病都没有了。

特别是我的母亲,她性情古怪,吸烟好酒,性情刚烈,有时蛮不讲理,“名声”远近皆知。她修大法后不仅病好了,而且不再喝酒吸烟,待人温和,象换了个人似的,所有见过我母亲的人无不称奇。一辈子生成的秉性,若不是大法的威力,谁能改变得了她呀?

我们家的传奇传遍了乡村,很多人因此得法,走進了大法修炼。

做好干部却遭迫害

我修炼还不到半年,就遭遇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我与每个新老学员一样,都得面对这场生死的考验。那时,镇上对我们管的很严,派出所每天派人上门骚扰,还送来洗脑的资料要我们看,我严词拒绝了他们。

我在政府部门工作,反迫害中与该镇最高领导直接交锋,他们是当地实施迫害的主要责任人之一。该镇邪党党委、纪委,以“上级领导”、“组织原则”的强势命我写“三书”,强令我放弃修炼,背叛信仰。我拒绝服从这所谓的“上级”命令,并一再向他们重申,我是修大法瘫痪的身体才得以康复的,修大法使我家庭和睦。修大法,严要求,做好人,我的工作尽职尽责,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。法轮大法我不可能丢,骂大法、诽谤师父的事,我也绝不会去做。

邪党书记说,你的情况呢,事实如此。但“上级”的命令我们不好交差,你还是不能学。邪党书记见法轮功学员不象历次运动的人那么好对付,就使出“重用”的手段来迫害我,让我身兼数职,几个部门的活逼迫我一个人干,还声称,除了我,没有第二个人能行,企图拖垮我的身体和意志。我当矿山交通安全办公室主任;当穷困村联系人(这个村远离镇政府二十公里以外);在一些单位我既当单位的领导又当具体的办事员,如:政府综合统计站主任,统计员;乡镇企业办公室主任,企业统计员等等。

我想,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按照大法“真善忍”原则去做一个好人,面对千头万绪的、超负荷的工作我没有退缩,并且把各项工作都完成的很好,连年被上级主管部门如市矿管局、县乡镇企业局,县经贸局、统计局及安监局评定为先進单位、先進个人。

有时政府某部门有难解的矛盾和棘手难办的事都推给我,让我去办,去解决。本着修炼人为社会负责,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心态,许多难解的问题我都能迎刃而解,管辖区内没有出现百姓上访的情况。镇领导及县级单位对我的工作十分赞赏和敬佩。

江泽民见迫害好人难以为继,就伪造了“天安门自焚”的特大谎言,煽动迫害升温。二零零二年镇政府邪党党委、纪委掀起了又一轮逼迫法轮功学员写“三书”的迫害。于是我就向他们写出了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,与证实“法轮大法好”的诸多事实真相,证实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镇邪党书记和纪委书记都说,你所写的情况属实,我们党委都是亲眼看见的。只是你写的材料我们交不上去,那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要求。根据你的情况,我们按上级的要求给你写好了“三书”,你签个字交上去,就可敷衍了事了。你不要出去公开宣传,自己在家里悄悄学就行了;否则弄你去学习班,直到转变为止。我说,任何诽谤大法的字我都不签。就在此时,本镇发生了煤矿安全事故,来电话要我赶赴现场处理,写“三书”的事才就此罢休。

从我身体康复后,工作一直出色,获得了很多奖项,但镇纪委书记却说,你学法轮功,能力多大,成绩多优,都是一票否决。我得到的先進单位奖的奖牌挂在镇政府办公室里,我应得到的个人奖金却被他们克扣。如,矿管资源局发给我个人先進奖奖金一千二百元,被他们全部侵吞;给我贫困村烤烟发展奖个人奖金二千元,他们只给我五百元;二零零三年年终目标奖从八千元到二千元分四个档次,我得到的奖金五百元,连最低档次都不是。因我掌握着县、镇政府官员贪腐的违法事实与证据,他们惧怕我的正气,二零零四年后任的镇邪党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逼迫我提前退休,还以“否则调到偏远山区”要挟。

当时我只有五十岁,按法定退休年龄还差十年。依照当时提前退休工资要连加几级的政策,我提前退休后每月工资收入应增加八百元。可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一律不按政策行事。

这些被江泽民操控、利用的邪党官员们,明知我是一个修炼法轮功、有口皆碑的好人;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事实真实可见,人人皆知,却对我進行高强度劳动的迫害、改变信仰的精神迫害与经济的迫害。他们的人性被扭曲,不在乎人的善良,不在乎真理与事实,只在乎“上面”的意志,哪怕是违法犯罪也卖力去执行。二零零三年,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时任镇长、书记遭恶报,因贪腐被“双规”,被撤职;前任书记指使后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对我强退(逼迫提前退休),我要求恢复工作他不签字。这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后任书记因贪腐遭到判刑五年的恶报。这些所谓体制内人,被江泽民胁迫充当了迫害的工具,他们才是真正被江泽民迫害的人。

作为大法弟子来讲,我们遵照师尊的教导,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。我们在各行各业中修炼,在各行各业中证实法。得法修炼后在岗的短短几年中,我在政府机关,在所在的部门、行业,留下了修炼人证实法的足迹。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
个人所悟,如有不对的地方,请同修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