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证建三江青龙山黑监狱的解体

【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】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,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释放了最后一名被非法关押的公民蒋欣波,所以也被外界公认为是黑监狱解体的日子。

作为最后走出洗脑班的我,在这一天就要到来的时候,感慨良多!往事历历在目。

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,我在黑龙江女子监狱四年冤狱期满,之后的五个月时间中,两次被绑架至黑龙江农垦总局黑监狱——建三江管理局青龙山洗脑班,共计被非法关押四个月,并最终见证了青龙山洗脑班的解体。

解体前的危机 (风雨飘摇的洗脑班)

受害者本人、家属和聘请的正义律师的两次控告和喊话,让青龙山洗脑班危机四伏。内部因分赃不均而矛盾重重;同时控告也使它的上级注意到了洗脑班的不合法性,开始追查。有一天,我听到房跃春在走廊里接一个电话说:“查我?查我就不能干活(指做法轮功学员的转化)……”那时我就知道上面可能要查洗脑班的经济问题。

受害人、家属、律师的第三次喊话又使洗脑班雪上加霜。

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,大约下午四、五点钟的时候,青龙山洗脑班副主任陶华进到拘禁我的房间来,说:律师又来喊话了。我当时没相信,以为她随口编的,来试探虚实。因为这是洗脑班常用的手法,况且我们在里面一点没听到声音。

过了一会儿,陶华又进来说:让韩淑娟跟她出去一下,驱走律师和家属。这时我才确定了律师真的来喊话了。同时也感觉到洗脑班里面的气氛很紧张,不敢开灯。吃饭时间过了,也没有开饭。大约两个小时之后,七点多钟吧,让我们去吃饭,走廊里一片黑暗,透过玻璃大门,隐约能看到外面站了一些人,但看不清。

吃饭的时候,洗脑班主任房跃春接了个电话,回答大约是这样的:谢谢领导的关心,我们在吃饭呢。大约晚上八点多,建三江管局政法委副书记陈天明带着干事常青松、青龙山的公安局长进到拘禁我的房间,说看看我们的状态。期间,常青松说:我们早就来了,在前面吃的方便面(应该是指青龙山公安局)。后来就听说有警察的车去跟踪律师和家属了。

第二天早上,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早,房跃春说:昨晚追到佳木斯,把律师抓起来了。

后来又听说来喊话的人都被抓了。陶华说丁忠野(我丈夫)也来了,其中一个律师就是他请的,并说,她没有和上面汇报看到丁忠野了。

接下来就传闻不一了,但是我最终能确认的是有很多律师和公民在营救。因为陶华把电脑里的一张“烛光守夜图”给我看了,我当时就被律师们的那种真诚感动了。后来有几天就听到警察训练的喊号声,据陶华说,好多农场的警察都抽调上来了,训练呢,说律师和恐怖组织有关系,还说和民运有关系,一时间洗脑班人心惶惶,大门紧锁。传闻铁道部下令,不售去往建三江的车票,说全国各地来的人很多。后来几天,房跃春说:“没事了,还有来的,就是照张像就走了(意思是不在那守着了)。”说着好象松了口气。还说:“我不害怕,那些当官的害怕……”

渐渐被抛弃的命运

事件影响范围在扩大,洗脑班成员人人自危,不知道是否会被处分。

一天 ,洗脑班大搞卫生,说是接待北京的领导。而且在请人加班拼接洗脑班的纪录片子,据说那个片子中有原农垦总局已经落马的政法委书记李涛的画面,要删掉,从新剪接。

后来来了很多人,不久,一个戴着厚厚的高度近视镜的人来了,大约四十岁左右,据说是北京来的贾局长。说的话很中性,对石孟昌和韩淑娟说:“你弟弟不理解,还请律师了,说是你们在这里受酷刑虐待。”但他没说石孟文和律师已经被绑架的事。由于陶华介绍我时说是蒋老师,贾姓局长就把我认为是帮教了,握着我的手说:“辛苦了,都是做好事!”我啼笑皆非。

那位局长走后,房跃春说:没说“转化”错,只是说不能酷刑。我知道他们自己已经不确定做的是正确的了,担心挨批评。

还有就是我知道洗脑班已经不被他的上级肯定的一件事就是,在石孟昌夫妇走后的当晚,又来了一群人,后来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,知道是常青松领来的。只知道其中一位近六十岁的人是省公安厅杨波的领导,因他对我说:“杨波是因为对法轮功了解的多,《转法轮》都能背下来,我们才把他提起来的。”

其中一个黄姓处长(据他自己说他是搞宣传的)喝酒时说:这是咱们省的最大的反邪教(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)头子。他们称他“国主任”。房跃春对国姓主任说:“领导来了,我们心里就有底了!”我知道洗脑班已经没有底气了!但那位主任却反应很淡。

解体前的挣扎

建三江事件刚发生几天后,建三江公安局国保大队于文波和省公安厅的杨波来到洗脑班,在青龙山待了一天。上午非正式的说了些关于法轮功的话题,下午便把我、石孟昌和韩淑娟叫到所谓的会议室谈话,好象也没说什么特别的东西,问了石孟昌夫妇认识外地同修的一些情况。但走的时候,却要求我写一篇东西,杨波特别强调说,要很中性的那种。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,但我当时揣测一方面可能是用来辟谣;另一方面就是想通过我写的东西,判断我在这件事情中能被利用的程度吧。

果然,大约是四月五日(或是六日)那天,我心里计算那天应该是“建三江事件”中被绑架的同修和律师行政拘留释放的前一天。杨波和顾松海来到洗脑班,房跃春说,他们要跟我核实一个问题,用不到十分钟就完事。接着就是一系列的问话,主要是二零一四年元月去农垦总局检察院控告的情况。当我说两件事无关时,杨波说,如果没有那次控告,就不会有这次的事件发生。

说若我不配合,就要追究我丈夫的刑事责任。我回答:如果你认为丁忠野触犯了法律,你就去找他,我不会为了自己的丈夫而去捏造事实陷害他人。顾松海说:若是我们出事,你肯定不会这样的!意思是我在袒护律师和同修。我说:都一样,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好!

但是杨波还是不肯放弃,拿出一些同修的录像和照片问我来龙去脉,我说不知道。期间他指着于松江的录像对顾松海说:“这是新做的,他们(可能指律师)还整呢!”

一直到晚上吃过饭他们要走的时候,杨波到房间来跟我说:你家忠野先生应该领我一个情,看在你的面子上,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!在这之前他还说为我省了一万元,还没等丁忠野(我丈夫)和律师签合同呢,就把律师抓起来了。

日益危机,即将灭亡的洗脑班

杨波和顾松海从那天走后就再没有消息了。后来的一天,又打扫卫生,说是农垦总局的什么人要来,过程中青龙山农场政法委书记张碧岩和一个人来了,我知道他们是来铺垫的,他们和房跃春在小会议室说话,见到我就把门关上了。我只隐约听到说是怎么应对查账的事。

接着农垦总局真的来人了,青龙山农场刚刚上任的场长何安全陪着一位穿着军装的人来了。有的说他是继李涛后新任的政法委书记,也有说不是。但是因他的肩牌是师级的,我能确认他是农垦总局的,农垦属军队建制,总局的级别是师级,管局的级别是团级。他没说什么,看到我和何安全熟悉,就说了句:“都这么熟,就别给添麻烦了。”因在何安全上任之前,忘记是洗脑班的谁说的,青龙山谁来(当场长)也够呛,这么个小农场亏损三个亿……我想何安全上任后可能在查青龙山农场的账吧,所以才有前面的房跃春和张碧岩的紧张应对。

第二天据说管局新上任政法委书记苍云来了,但我没见到,他只是在门口看一眼就离开了。

洗脑班就越来越萧条了,没有人来了,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偶尔去和房跃春打打乒乓球,真是“门前冷落鞍马稀”。第一次被劫持到洗脑班的时候,那里经常大摆宴席,青龙山农场的书记魏文华和公安局长杨某是常客,还有管局的、各单位的,吃喝玩耍,好不尽兴!这边是血腥的酷刑,那边是觥筹交错,形成了鲜明的映衬。而今却是一片萧条落寞!

终于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,前进农场政法委书记王全义领着副书记张国平等人来了,洗脑班似乎又有了些生气,说是接我回家,然而却强迫我丈夫写“三书”,都已落寞如此,还在逞凶。丈夫不得已写了“三书”,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房跃春同意撕掉了,只简短写了个对法轮功的认识。但当天却没让我走,强迫我写了每个月回洗脑班一次。

第二天,即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傍晚,五点钟左右,前进农场政法委副书记张国平、综治办主任范喜东、前进中学书记杨庆玉和我丈夫一起又来接我了。夕阳的余辉中,我走出了青龙山黑监狱,看着那落日下的孤冷的院落,我似乎感觉到了它的衰亡……

终于走出了黑监狱,我珍惜今天的自由,因为那是正义律师的二十四根肋骨、正义人士的苦战熬煎、四位同修的身陷囹圄换取的!这自由真的是太沉重,太沉重!

在全民反迫害中解体

离开黑监狱两个月后,前进农场以我当初答应了每月去青龙山一趟为由,要求我再回青龙山,我也想看看那里到底怎样了,就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全省中考的日子去了。据那里的工作人员朱少鹏说,他们已经放假很久了,今天刚来上班,我想他们是为我的到来而上班的吧。

洗脑班的厨师已不在了,房跃春的妻子做了一桌饭菜。当看到熟悉的碗柜时,我惊讶了,里面的碗筷已经变绿了,柜子里一层绿藓——应是很久没有人在那里吃过饭了。饭吃到一半的时候,房跃春来了,他看起来黑、瘦,我问了一下,他说在减肥。但眉宇间的一袭落寞是藏不住的,他说感谢我的到来,还说了其实法轮功挺好的之类的话。三点多的时候,我要离开了,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,房跃春站在雨中显得很苍凉,而雨中的洗脑班院落就更显落寞……

曾经以迫害法轮功学员名噪一时的青龙山洗脑班,就这样在不光彩中解体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