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师父的给予,我都活不到今天

【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】我是来自于鞍山市附近的农村,今年七十二岁,我修炼法轮大法后,师父给予我的太多,写不出来很着急,今天我口述,同修帮我整理出来。

活着

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全身是病,四十六岁被确诊为皮肤癌:全身奇痒无比,恨不能再多长一双手帮我挠,直到把全身的皮肤抓出血了,才能缓解一点,特别是腋下、大腿的胯部等处没有一点好皮肤,得用沸水湿透的毛巾热敷,能减轻点痒痛。从腰部到颈部的脊椎全部是骨质增生;颈部有拳头大的包;抬不起腰,几乎到九十度的大弯腰。脸部长满了蝴蝶斑、偏头疼、酒精肝、腱鞘囊肿、鼻塞、风流眼等等许多病。

妻子在单位得了职业病——肝硬化;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母亲和四个不懂事的孩子,我不能干活,家里没有一分钱,反而还欠生产队八十元钱的外债,这八十元钱啊!那时的八十元钱可不是现在的钱,因为那时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,每天只能挣两角钱,还有七口人等着吃饭,所以有病也没有钱治疗,我疼的时候,真的是不想活了。

得法

为了治病,我接触了好多种气功,九四年秋天,亲戚借给我一本《法轮功》,对我说:“这本书挺好的。”我一夜就看完了。第二天就问亲戚这书到哪儿能买到?他说:“可能书店就有吧。”我急奔书店,到那儿一问说是卖完了,我就叫他给進几本,第二天,我就从书店请回两本书,送给亲戚一本。当时有很多练气功的人来找我,我当时就定下了这一念——只炼法轮功。可惜没有马上就学法,只是把买回书放起来了。

直到九五年,有人告诉我,医药公司的人有师父的讲法录像,我才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,就觉得身体轻松,时刻有要跳起来的感觉,心情很好,我当时被病折磨的,一米八几的个头,身体不足一百斤,我已经七年多没干过农活了,连拿捆苞米秆都拿不动,今天不知怎么,就想干活,我就跟老伴说:“我要去挑粪。”老伴笑着没有吱声。

我家的菜地,在房后面的一个山坡上,坡度大约在三十多度,我一口气就挑了二十五担粪。老伴觉得非常惊讶。

修炼一个月后,我白天晚上咳嗽,晚上几乎不能躺下,只有端坐着,持续二十天后,从此咳嗽病不翼而飞。

我偏头疼很重,一疼起来就得喝酒,才能减轻一点,就这样肝脏被伤害,便成了酒精肝。修炼大法二个月后,头痛好了,肝脏恢复正常;有一天早上起来,一个鼻孔往外冒血,用棉花把其堵上,可血又从另一鼻孔冒出来,我马上悟到:“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”我一下把鼻子上的棉花团拿掉,让它随便流,直到流够为止。

我胃肠功能不好,不能受凉,学法不到一个月,就开始净化,共拉了四夜五天,都来不及躺下,又去厕所。我也不喝水,也不知道这五天四夜的水是哪来的。

我颈椎那个拳头大小的包,一夜之间不翼而飞。就这样,两个月时间,我的体重反而增加了四十多斤。

学法

我从得法开始,除了雨天之外,从九六年到九九年每天在我家七百平米的院里放师父的讲法录像,放了三年,每天晚上集体学法,从未间断,每天早上三点,我骑车带着老伴,到县城里参加集体炼功。

九九年“七二零”后,我和老伴每天学《转法轮》三讲,早上三点起来炼五套功法,也未间断过。我每天早上,到点自动起床,不用任何闹钟等。有时再参加小组学法,就不只是三讲了。我悟到:“《转法轮》,法轮转。就是多学、多看《转法轮》”。

洪法

学法后两个月的时间,我的身体和精神面貌几乎就是换了一个人,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、邻居都看在眼里,我就召集这些人,组织大家白天在我家的院子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,教他们炼功,晚上在我家学法,白天人多时有一百多人。

我只要听说县里哪个地方有学法的人,我就骑摩托车找到这个人,与他交流在他那儿组织学法点,无论县里的哪个角落,只要我知道的,我都去过。

我家就是炼功点,远的就在我家里吃、住,多时有五、六人,少时一两人那都是很正常的事,我老伴就是厨师长,每天负责做饭,并把院子里的座位安排好,一排排的砖头当成板凳。

在我这儿,只要能学法,我就帮助解决一切困难,没有书我给买,没有资料我给拿,没有路费我有,缺什么,我给解决什么。

负责

当时我们的辅导站的人员多而杂:有当时的县长、副县长、卫生局的干部等等,辅导员就有五十多个,受党文化的影响,每次辅导站开会,象做常人报告似的这个头讲话、那个领导总结,轮完一遍就是一上午时间,我就觉得他们讲的不在法上。我非常珍惜每次的辅导站组织的同修交流会,就想利用这个会把大家组织好,对大家的提高有帮助,也就是怎样更好的把路走正,多学法,学好法。

我就极力的缩短这些站长、辅导员讲话的时间,让各地的同修多讲他们当地的实际情况,以便更好的解决。这样就引起其他辅导员的不满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,我放弃站长的职位,推荐了学法基础好、走的正的人当辅导站站长。

为了对大法负责,有时我也会提些建议,在我的心里,是不是辅导站站长不重要,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怎样能在法上提高,路怎样能够走正。后来我又被大家推荐为辅导站的站长。

法会

在“七二零”之前,我们组织开了一次一千多人参加的法会,当时的阻力很大,就连找场地就困难重重,找一个不行,再找一个还不行,不是这个领导不同意,就是那个领导不批,找了四、五个都不行,最后定在一块空地上。就是在这块空地上不知还有没有干扰?

我当即通知所有的辅导员,早上七点五十准时开会。当时我想:“你公安局是八点上班,我七点五十宣布开会,你就干扰不了了。”等到开法会当天八点十分左右,真的来了四个警察,准备把進入的通道堵上,可是到地方一看,所有的人都到齐了,会议已经开始了,一招不行,他们就想干扰。我就极力的和这四个警察周旋。法会在那边继续开。开始他们告诉我说:“法轮功不让集会,你们还聚集这么多人开会”。我就说“你看台上讲话的那个人,都近八十岁了,你听听她们讲的是什么,她们讲的都是自己受益的体会。”就这样我主动找话题和他们唠,引导着他们听学员的交流体会,竭力的稳住他们。最后法会开到中午十二点结束。散会后,当时年轻的辅导站站长,抱着我就哭了,他知道这次法会开的有多么不易。

抢书

二零零零年“七二零”,所谓的敏感日,我和老伴在家看书,派出所所长和大队长来到我家,把我手中的书《转法轮》抢过去,并说:“我要拿走。”我一下子从炕上蹦下地,把书从他的手中夺回来,说:“这是我的命!你拿我的书,就是要我的命。”他说:“不拿,我就得拘留你。”他又把书抢过去,我又一下子把书抢回来,双手捧着我的书,就去穿鞋,开开门就往外面走,心想:“拘留就拘留,拘留我也不能把书给你们。”

这两个人又把我叫回来,说:“老王,你回来,你回来,我这个所长的帽子是给你戴的,你再别走了,你走了,我这套衣服就穿不了了。”同时双手合十给我俩作揖。

捎信

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,派出所警察和村书记,把我和一个辅导员、一个学员绑架到宾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,我想到家里还有许多的大法资料,就和其他两个人商量,准备给家里打个电话。

我们在窗边看了好久,也没有找到捎信的人。我灵机一动,告诉看门的警察说:“我家养猪,家的钥匙在后窗台上,我得出去打个电话告诉家里人一声。”他说:“不用出去,我这有电话。”他随手就把电话递给我,我边拨号码一边想:“我该怎么说呢?”

电话通了,我就对老伴说:“咱家的钥匙在后窗台上,你把它收好。”家里老伴说:“我知道了。”在师父的点化下,老伴一下子就明白了,把家里所有的大法资料都转移走了。

下午三点,六、七个警察带着我,到我家抄家,家里什么也没有,后来老伴说“我一生从来没有那么聪明过,可那天你给我一打电话,我马上就明白了,是叫我转移大法资料的事。”

要回录像碟

九九年七月初的一天,我们在俱乐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,被公安局政保科的两个人强行把录像带拿走,第二天,我和一百八十多名同修去政保科要录像带,通过两天的努力,才把录像带要回来。在同修中,却在传我这个辅导站长做的不好,还有的人说:“录像带被拿走,他没去要。”等等,后来辅导站总站长了解情况后,对大家说:“你们都给老王修了,你们都没过去关。”

没有师父给我净化身体,我都活不到今天,我又在师父不断的讲法和加持下,才能化险为夷、平稳的走到今天,虽然我已不在那里居住,但我家就是一朵小花,在证实法的洪流中尽我的全力。

我把大法看的比我的生命还珍贵,没有什么话能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。只有在最后的时间里,更加精進,与同修共同做好三件事,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,圆满随师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