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龙口市麻莲凤十多年遭迫害经历(图)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】(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)山东龙口供销社女职工麻莲凤,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,她多次遭到单位、派出所、“610”(中共专事迫害法轮功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)人员绑架、关押、强制洗脑等迫害,她曾被中共法院冤判七年重刑,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到酷刑、奴役迫害。以下是今年五十九岁的麻莲凤自述遭迫害经历。

麻莲凤
麻莲凤

幸得大法 身心健康

我家世代信佛、重德行善。九十年代初,我七十多岁的姑姑看到社会风气日益败坏,曾说过:“等真人出来就好了。”我听到了,高兴的说:“等真人来了,咱们都去学。”一九九六年,姑姑又对我说:“头别剪了(指理发),真人出来了。”之后姑姑就去世了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,亲戚告诉我,电厂大门口贴出了通知,在电厂俱乐部播放法轮功(讲法)录像。我就约了同事,吃完晚饭一起去。连看了两晚录像,对师尊讲的法不是太明白,只感觉前额中间很紧,肉都聚起来往里钻。我有点害怕,怕出偏,第三晚没敢去。第四天,给我送面粉的姐姐问我去没去学法轮功,我把自己的感受跟她说了:“头很空,眼前聚得慌,很难受。”姐姐一听,马上告诉我,她大姑姐说过,都得难受难受,这是消业,是好事。晚上,似懂非懂的我又去看录像,放映室里,有人听了我的描述,马上说:“开天目了……”后来看了宝书《转法轮》,才彻底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

修炼前,我有头痛的毛病,痛起来头象裂开似的。得法后,一次在炼功点打坐,感觉头的右前方象吃花椒一样凉丝丝的感觉,这感觉向头的右后方扩散,同时感觉盘着的两腿非常柔软,象面扣一样。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,同修都陆陆续续的走了,我还在坐着,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,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。炼完功后,身体非常舒服。头痛的毛病完全好了。

屡遭迫害 失去家庭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,中共邪党头子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,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惨绝人寰的迫害。七月二十二日下午看了邪党诽谤大法、诽谤师尊的电视后,我和几个同修商定晚上去北京,为大法鸣冤、还师尊清白。天一黑我们就出发了,刚走出不远,就被劫持到龙口公安局,后被电厂接回,天蒙蒙亮时被家属接回。此后丈夫单位的人每晚轮流在我家楼下盯梢,直到我被迫交出了大法书,才结束了这一荒谬举止。从此我失去了正常的学法、炼功环境,心里的难过无以言表。

后来,听说同修们都去北京上访,证实大法。我和周围的四个同修商量,也决定去北京,向国家、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。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九日,我们乘长途大巴来到北京,在天安门,看到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冒着被抓、被打的危险,义无反顾的打出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横幅,“还师尊清白”的喊声响彻云霄,同修的义举深深地震撼了我们。

十月一日从北京回来后,负责买票的同修被恶警追查,我也受到牵连,为了避免被“610”绑架去洗脑班,二零零一年五月底,我被迫流离失所,去了深圳亲戚家。同年六月四日,单位和我丈夫配合邪恶,把我从深圳绑架回龙口,关进了下丁家洗脑班,绑架期间发生的吃、住、往返机票等近万元费用全部让我丈夫承担。在洗脑班,我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,还遭受了精神迫害,每天被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像,被逼迫写三书。当年洗脑班的迫害凶手有马道堂、戚壮大、赵强、田某等。

这期间,丈夫因不堪忍受残酷的迫害和巨大的心理压力,提出离婚,法院送达了传票,我认为自己修炼大法未做坏事,坚决不离,单位领导和法院人员却怂恿我丈夫离婚。僵持到二零零二年四月,法院强行下离婚判决,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江氏流氓集团给拆散了。我被非法拘禁四个多月后,于十月十一日出狱回家。

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三日,单位恶人和“610”人员以怀疑我去市场发资料为由,又将我绑架到下丁家洗脑班。在洗脑班,戚壮大和王治安见了我,说:“认不认识我是谁?”我说:“当然认识,戚壮大、王治安。”王治安问我:“去没去小市场发资料啊?”我说没去,他就在我左肩膀处狠狠的打了一下。接着戚壮大把我铐在铁床栏杆上,一天二十四小时,除了上厕所和洗漱都这样铐着。一天晚上,我被铐着的左手从小臂到手背被蚊子咬了八十多口,他们就换了铐右手。我绝水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,三天后,他们拽着手铐把我拉到下丁家卫生所,我拼命反抗,还是被一个周姓大夫灌下了奶粉、盐水、饼干之类的东西。一天中午,他们把我拽到二楼一个房间,把手铐铐在上铺护栏上,这样我只能站着,之后他们捏着我的鼻子给我灌水,我极力反抗,导致前边下排牙齿松动。灌完了水,他们去睡觉了,我依然被铐在上铺护栏上站着,直到他们睡醒了,才打开手铐,极度虚弱的我倒在下铺床上休克了。他们怕我出事他们要担责任,叫来下丁家医院的车,把我拉到医院打吊瓶。到了八月八日,他们看我身体实在很差,就让我暂时回家,他们密谋半个月后等我身体恢复了,再把我抓起来。我识破了他们的阴谋,没有回家,被迫流离失所。

龙口市下丁家洗脑班(从北面拍摄)
龙口市下丁家洗脑班(从北面拍摄)
龙口市下丁家洗脑班(从西南方向拍摄)
龙口市下丁家洗脑班(从西南方向拍摄)

非法判刑 再陷冤狱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六日半夜两点,我与同修孔凡华、丛培清被烟台公安局伙同龙口公安局警察绑架,复印机、速印机、打印机、电脑、纸张、五千多元现金及日用品、粮、油、三轮车等被洗劫一空。我们三人都被绑架到龙口看守所,被迫做奴工,往窗帘上绣花,完不成当天任务不许睡觉。期间,国保王应乾经常非法提审我,有一次他问我:“吃饭了?”我没有回答,他就恶狠狠的说:“监狱不怕死人。”每次非法提审,恶警都给我戴上手铐、脚镣(类似脚镣的那种绳子),固定在铁椅子上,无法活动。由于我不配合恶警提审,一东北口音、大约四十多岁的恶警嚷嚷:“上刑!”最终他们也没敢上刑。

酷刑演示:铁椅子
酷刑演示:铁椅子

龙口法院非法重判我七年徒刑,我又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(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孙村镇),那一年我正好五十岁。

暴力洗脑 奴役折磨

在监狱集训队里,我的血压高压达到160,低压达到100,他们依然强制给我洗脑、酷刑“转化”,半夜两点才让睡觉,两个半夜后,他们开始强迫我吃药,不吃就不让睡觉,连同去的同修也受牵连。我被迫吃药后他们继续迫害我,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,困了就让面朝墙站着,上厕所得报告,不报告不让去厕所、不让洗漱。洗漱时间只给三分钟,有时故意刁难我,当我刚放下脸盆准备洗漱时,值岗的罪犯袁玉芬(烟台人)就喊:到点了。她还强迫我爬窗台上擦玻璃,我头晕得厉害,血压更高了。她们还让我写邪恶的五书,我说不会写,犹大高芸丽、邢丽琴(烟台)就把写好的邪恶五书拿来让我签字,我不签,僵持了两天两夜,她们开始对我下狠手。罪犯袁玉芬带着四、五个人进来,把门关上,把我按在靠墙的马扎上坐下,用监室吃饭的桌子挤住我的身子,袁玉芬拽着我的头发按在墙上,把着我的手在提前写好的邪恶五书上摁了手印。之后强迫我看天安门伪火录像、诬蔑师尊、诬蔑大法的录像,并让我写感想。二十多天后,我被转到八监区。

二零零四年七月底,我因为写严正声明,声明被强制签字的五书作废,坚修大法到底,恶警加重了迫害我的力度,让邪悟的犹大转化我,天天给我洗脑,我不动心,之后我被转入四监区。四监区又称“魔鬼监区”,里边的犯人被强迫没白没黑的干活,加工服装。因监区车间在地下室,比较隐蔽,不易被发现,所以超强的奴工生产肆无忌惮,那里曾经强迫监区服刑人员(其中也包括法轮功学员)连续八天八夜干活不停歇,差点把人熬死。一些犯人困得实在不行,也不敢睡觉,咬一口辣椒来提神。午夜十二点收工算正常的,半夜一、两点收工才算加班。我的手指被奴役生产工具——电锤打的骨头都变形了,也不让休息。

我们不仅在肉体上遭受折磨,还在精神上承受压力。一次,教导员徐玉美看到我在铺上盘腿坐着听服刑人员聊天,把我的两床被子都扔到了地上,让我把腿伸直了坐着,犯人李娟帮我把被子拾起来,被她一顿训斥。恶警不让法轮功学员炼功,一天半夜我正炼功,被警察管会荣查铺发现了,嚷嚷着要给包夹扣分,包夹的脸色很难看,我不想连累他们,就对管会荣说:别扣他们的分了,扣我的分吧。

二零零六年七月下旬,队长杜鹃、教导员徐玉美假借我炼功为名,把我关进了禁闭室。济南的夏天非常闷热,我被关在密不透风、狭小的禁闭室里,备受折磨。杀人犯杨桂梅把我拖倒在地,提着一条腿谩骂了一个多小时,并和其他犯人轮流在我耳边放诬蔑大法、诬蔑师尊的录音,为了禁止我盘腿坐着,每天都有人在我两腿中间踏上一只脚,她们让我伸直腿,或者让我站着,就是不许盘腿坐着,她们还往胶皮铺上倒水,使我无法坐,杨桂梅还往我脸上泼水,用能想到的一切办法折磨我、迫害我。她们一天两次给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灌食,我就喊“法轮大法好”。在这密不透气的小屋里,有法轮功学员中暑了,狱方才把屋子上方的小窗打开。我一有时机就高喊:“法轮大法好!”极大的震慑了邪恶,恶警指使杀人犯杨桂梅毒打我,杨桂梅拿着蒲扇(夏天用的芭蕉扇)狠打我的头、脸,我的嘴肿的老高,蒲扇上沾了鲜血,她用水把扇子上的血迹冲洗干净,以掩盖自己的恶行。普犯袁玉芬也迫害我,用脚踢我,故意刁难我。

在禁闭室被关了十三天后,我被劫持到四监区一间与外界隔绝的小房里,一关就是近五个月,期间他们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,最初的两天从早上六点到半夜两点,之后就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,一直被强迫坐在小马扎上,不许活动。慢慢的,我的左脚失去了知觉,脚上肌肉萎缩,走路很不方便,左胳膊也抬不起来,左肩没有知觉。

到了十月份,徐玉美看我身体状况实在太差,担心我有危险她们要担责任,就在犯人出工后让我到大厅走动,直到现在我的左脚依然严重变形,一到冬天脚就发凉。

一天晚上,区长刘桂芸发现我炼功,指使值班人员把我拖到大厅,杀人犯邹娟把我的被子、褥子、衣服都扔在地上、走廊上,并扒下我的衣服和毛裤,以期从我身上找到经文报功奖分。那几个月,我和同修赵淑萍天天被拖到、抬到大厅迫害,不拖到大厅,就把我们的被子、褥子扔到地上。有一次,犯人杨爱美大半个晚上不让我炼功、不让我睡觉。犯人王志玲也半晚上不让我睡觉,还往我的饭缸里、暖瓶里放药迫害我。

在四监区,我抵制奴工生产,不出工,恶警杨崇深就让我装病号。我没病,装什么病号?我拒绝装病号,杨崇深就不给这个监室点名(收工回来要点名),同时不让监室所有人吃饭。四、五个犯人就强行把我摁倒,从那以后,其他队长点名时,她们都把我摁倒,偷盗犯田龙(济南人,二十多岁)和抢劫犯付萍(安徽人,四十多岁)表现的很积极,每次都少不了她俩,(偶尔遇到有良知的警察点名时我没被摁倒,)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近一年。

二零零九年冬天,杨崇深把我家里送来的毛衣棉裤抢走送到了仓库,二零一零年夏天才还给我。还有一次,队长刘霞发现我抄写大法,抢走了我抄写的法,并报告了杨崇深,杨某指使犯人把我的铺板抬到地上,使我在地上睡了二十多天,专管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射(音)静也抬我的铺板,她曾强迫我在地上睡了近一个月。

有一次我不出工,血压很高,杨崇深就说,我去车间叫人来抬你,教导员刘玲(四十多岁)带人来把我抬到了医院门口,医院不收,我被放在院子里晒。后又把我抬回了监室。教导员刘玲魔性大发,把我的衣服扒光,把我的短裤扔到垃圾箱,一把揪下我的乳罩,撕烂,又要扒我的内裤,我紧紧护着,她才没有得逞,恶党的党徒及其教唆下罪犯的变态心理,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还有一次,警察马海荣让我跟她出工,走到楼下,呼啦上来五、六个犯人,抬头、抬脚、拽胳膊、拽衣服,把我抬得起空,有人拿毛巾捂住我的嘴,怕我喊“法轮大法好”。她们把我抬到一个单间,扔到床上,我从床上滚下来坐到地上,院长和医院队长要给我量血压,我不肯,她们说:不给你打针,也不给你吃药。我仍然拒绝。院长看着虚弱的我说:你能自己走回去你就走吧。我从地上慢慢站起来,跟着马海荣回到了监室。

二零零八年,半夜炼功的我被杨崇深查铺时发现了,把我抬到大厅迫害,并要求我保证以后不再炼功,我坚决不配合,又被关进了禁闭室。到了早上,医院院长领着狱医强行给我打了一针,过了一会儿,恶警自己嘟囔:“怎么还不睡?”原来他们密谋把我绑架到医院,怕我喊“法轮大法好”,就强行给我打了睡觉的针,在慈悲的师尊加持下,我一点睡意都没有。之后四监区来人,还是把我绑架到了医院,黑心狱医往我嘴里野蛮塞药,被我吐出来,她说:医院有的是药。四、五个人摁着我的手和脚,把我绑在床上,强行挂上吊瓶,我拼命反抗,高喊:“法轮大法好”,折腾了半天,针没打完就回来了。

我的遭遇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缩影,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迫害内幕,由于邪党的封锁、掩盖,还没被揭露出来,但是“暗室亏心,神目如电”,人无论做了什么,都会有记载。古人说:福祸无门,唯人自招。那些参与迫害我的人,快去了解法轮功真相,真心悔过,善待大法与法轮功学员,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机会,天灭中共就在眼前,三退才能保平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