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信仰“真善忍” 我被非法劳教三年

【明慧网2006年7月1日】2002年1月27日下午,我在贵阳市黔灵公园沿着铁路下到树林挂条幅时被恶警抓捕,他们给我戴上手铐,推我上一辆警车,把我带到黔灵公园的派出所,几个恶警轮流对我盘问,要我交待资料来源等等。直到28号很晚,他们把我父母叫去,父母看说服不了我就回家去了。

我父母在时他们对我很好,父母走后,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折磨我。把我关在独居室里,手铐在铁门上,站不直也蹲不下,还把风扇打开……当时我全身冰冷,也没有知觉。不知呆了几个小时,最后把我叫出来说“我们叫车送你回家”,还把我背的小包还给我,然后叫一个恶警把我带到公园门口,叫来一辆出租车,然后叫我上车。开车的人问我去哪里,我说回家,我又告诉他我的家庭地址。奇怪的是,他连问我几次到底住哪里,我当时就觉的不对劲。坐在后排的我突然看见了前排座位的后面安了一个方方的东西,而这个人一只手开车,一只手拿着手机不停的打电话,不时的又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。车开到我家住的小区,我下了车,穿过马路回头看时,那车还一直停在那里;当我快到自家楼下时,几个跟在我后面的恶警一下扑过来把我抓住。我才发现,那出租车的后面一直跟着几辆警车,他们把我抓上了一辆车上,当时我心里有些怕。

车开到不知什么地方,下了车,恶警把我拖到四楼的一间大房间里,先把我铐在一根横的铁管上,一恶警狠狠的踢了我一脚,后来又把我铐在椅子上,并且一直有人看着我。到早上时,大概是30号,恶警把我送到贵阳市百花山拘留所,在里面还有一个大法弟子,是50多岁的阿姨。

我和她每天都背《洪吟》和一些《经文》,还经常一起炼功,里面的很多人都主动的来跟我们一起学。在拘留所待了几天,南明区派出所又把我送到了南明区看守所,一进去,那些恶警就把我带去的所有东西都检查一遍,把皮鞋、袜子都脱了,衣服的拉链、扣子、带子全下了,大冬天让我光着脚在地上走。一个女恶警把我带到“北-13”监室。

为了对我非法关押表示抗议,我开始绝食,即使这样,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擦地、倒垃圾、擦厕所,到晚上睡觉,几十个人挤在一张通铺上,上面铺的和上面盖的都是很薄的烂被子,晚上冷的睡不着,即使这样,每晚还要安排轮流值勤两个小时。由于天气冷,又穿的少,而且穿的鞋底全是断裂的,天天泡在湿的地上,全是湿的,穿起来又冰又冷,由于绝食,恶警找我谈几次话,并叫里面的犯人强制给我灌食。后来通知派出所叫家人给我送东西,当时由于不能接见,只能传条子,那里面的牢头一听家人来看我,就叫我写条子,开了很多公用的东西,大概几百元。最后,除了一些吃的东西外,我什么也没有拿到。就这样我在里面呆了一个多月,他们就将我送到贵州省女子劳教所,非法劳教三年。

到了劳教所,一进去她们又是搜身又是检查,后来又来几个邪悟的对我轮番攻击,一连好几天,后来看我坚定,就放弃了对我的所谓洗脑。

3月26号,他们把我调到“十四班”,那里还有一位年轻大法弟子吴东仙,但不准我们之间讲话,每天都给我们规定所谓的学习计划,由于我们不听她们的,就强制我们对着床站着,还不停的让包夹员给我们大声的读恶党的书。每天都这样,后来又来了一个年老的大法弟子秦玉芬。

一天,一个吸毒的和我在床上,我看她很善良就给她讲修炼中的事,结果被班长邓碧叫去,打她同时叫她把头勾起体罚她。这件事报到恶警办公室,结果顾兴英把我叫到恶警办公室审问我,我说我有权不回答你的问题,她们看问不出什么事就叫我回到班上。第二天,恶警又叫我下去,一进去,邓某和焦霞两个恶警开始轮番的诽谤大法,我立掌发正念,邓某立即过来把我的手掰到后背,使劲向上扯,当时痛的我眼泪都出来了,过后将我罚站,后来又叫来几个邪悟的和我谈,她们看没有效果,才让我回到班上。

有一天,我听到吸毒人员在交谈中知道有一位功友因不配合邪恶,抵制生产被恶警加重迫害,被恶警指使同性恋者对功友恶意折磨,而且谤师谤法。为了制止这种行为,我们三个大法弟子同时绝食反迫害,声援受迫害的同修。后来那位同修回到三楼去了,吴东仙被调了班,秦玉芬被拖到医务室被强制灌食,十多天后我们答应吃饭。

恶警为了对我们加重迫害,上厕所要领“解手牌”,一人一次,几十个大法弟子就等一个“解手牌”,洗衣服、洗澡都要申请。使用企图消磨我们的意志,为抗议这种极度不合理的迫害,我和秦玉芬又开始绝食,最后恶警答应一些要求,我们才吃饭。

大概是11月份,那时队里来了很多生产(珠绣),由于她们很忙很累,我和秦玉芬就帮她们做,以前也经常来一些生产,我们都帮着做。刚开始没给我们下任务,几天后,恶警就给我们下了生产任务,说我们是“快手”,给我们定量。由于我和秦玉芬都悟到了不能配合邪恶的安排,于是我们不参加生产劳动,也不搞队列训练,恶警就叫包夹人员把我们带下去。

秦玉芬走在前面,站在办公室门口没敲门,也不喊报告,结果就把我们叫到恶警办公室门口站着,罚站。那时天很冷,我们都穿的很少,站了很长时间,秦玉芬突然大喊“法轮大法好”,所有的恶警都吓得团团转,一下子全向这边拥上来,旁边的吸毒犯马上把我的嘴堵住。

恶警把我们拖进恶警办公室,还把我按在地上,顾新英和几个恶警说的说骂的骂,过后又叫她们把我们拖到门口,踢的踢脚、掰的掰手、揪的揪头发,叫我们站的直直的,一点不能动。一会又把我们拖到黑板角罚站,一直站到晚上。然后叫我们收拾东西,搬到三楼6班,简单的收拾一下东西,又叫我们到楼下站着。从那天起,我们就开始绝食。

每天天不亮恶警就把我们分别带下去站着,6班班长陈琳叫我面对着墙,天很冷,她还故意把我的袖子卷的高高的,把手露在外面,每天都要站到很晚,才能回到班上。还叫我们值班,每晚两小时,有时刚睡下就被叫起,每天只能睡4小时左右,其余时间都是站军姿,几天下来腿已经肿得很大很痛。

直到过年前的一个月左右,我天天都被带到下面,从早上5点多钟到晚上11点半,开始对我进行洗脑迫害,直到过年前的两天才让我回到了班上。同时班里又调来了3名法轮功学员;过完年后,就开始对她们进行洗脑。

大概是3月份,我又被调到十四班,十四班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班,有八个大法弟子,那时每天被强迫军姿很长时间,有生产时就要做生产,休息时不准我们弯曲着腿,不准闭眼,不准动嘴,只要我们不听她们的,就群起而攻之,但由于我们有几个人,她们也不敢太过份,直到2003年5月4日上午,有人叫我赶快收东西,叫我下去,这一去的日子,却成为我永远的记忆。

我被她们带到了另一栋楼的4楼,每一层都有一个大铁门、大铁锁,有一种恐怖的感觉;我又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,房里什么都没有,窗子全被报纸封死,顶上一个灯泡,一个姓黎的恶警一进去,就故意找茬骂我,叫我跑二十圈,我没动。她骂一会儿出去了,一会儿姓邓的恶警带着一个吸毒的进来了,叫我跑,我也没理她,结果她叫她身边的吸毒人员抓住我的衣服拖着我跑,由于她劲大,我的衣服被抓破了。后来我又被拖起来体罚,站军姿,就这样一站就是三天三夜,我一直绝食,又把我弄到队上,被关到一间小房子,门窗全被封闭,只有攻坚的吸毒人员能进来。每天有8个吸毒人员轮流值班,一直让我站着,不准闭眼,不准上厕所,房内四周上全贴满对大法造谣的话,及所谓的“所规队纪”等,而且恶警还对她们说“无论如何,要她背下来”;就这样,有了恶警的暗示、支持,她们无所顾忌的开始对我没有底线的折磨,为了她们的减期,为了得到种种好处,开始对我大打出手。在这期间打我的主要有四个李丽、张成静、熊拉拉、以及贵阳的程燕,迫害了半个月。

铜仁有位同修周黔珠就是被他们迫害死的。周黔珠眼睛不好,做事慢;有一天在车间被夹控人员骂,她当时说了一句话,就被夹控人员把衣服都扯破了,几个班长、巡逻岗一拥而上,把她拉到外面罚站,这一站就是好几天。2003年6月份,不知什么原因又看到她被站黑板脚(女子劳教所处罚人的一种方式),冬天被站在风口上,还经常看到她被吸毒人员打骂、甚至大打出手,恶警看到这些吸毒人员打骂她都没有制止。最后就听说周黔珠开始绝食,好象到10月份的下旬时就没有见到她了,大概是11月份的一天,一个犹大说好象周黔珠在医务室里,刚说完张正芳马上说“这些关你什么事,不准在班上乱说。”后来再也没有人敢提起她。

2005年1月29日我走出劳教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