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万家劳教所经历的迫害

【明慧网2004年11月21日】2001年,我因下乡散发法轮功真象传单被恶人举报,被当地公安局和“610”非法劳教二年。刚到万家劳教所就被队里安排的邪悟者“包夹”,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床,被她们带到隔离室进行所谓的“转化”,从早到晚散布她们的邪悟理论,歪曲法轮大法,诽谤师父,用来动摇我们坚信大法的意志。

第三天早上,七、八个邪悟者围攻我一个人,她们仗着人多势众,七言八语向我散布邪悟的东西。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,并不断的发正念,排斥她们的东西,最终她们没有达到目的,第四天早上把我分到班里去了。

有一次,我们发正念,恶警(不知姓名)就用扫帚、棍子打我们,强行往外拽,罚我们到室外站着,当时正是三月份,春寒料峭,站了几个小时,全身都冻透了。在十二队经历了半个月的迫害后,恶警又把我们这些坚定的大法弟子转到七队。七队部分恶警表面很伪善,但只要我们学法、发正念,她们就谩骂、殴打。没过多久,司法局又向万家劳教所增调了一批外所警察,来对付我们这些善良的修炼者,并利用犯人“包夹”的方法监视我们的一言一行,每天发正念都要遭到恶警和犯人的一顿毒打。有一天晚上我们整体发正念,刚从长林子劳教所调来的恶警李小平就用棍子打我们,她把一个老同修从床上拽到地下,在硬拉时恶警李小平一下撞到对面的床上,头被撞出一个口子,从此以后,她们就更加疯狂地殴打我们。一次恶警孟祥芝用厕所的拖布打我们,往我们嘴里推,往身上打,就那一次我的腿右侧被她打得紫黑色。这样的事经常发生。

恶警张波调到七队当队长后,更是变着花样迫害我们。2002年7月份,所里把男队恶警调到七队,每个班都有四、五个男恶警,一对一进行“包夹”。从七月份一整套的邪恶迫害计划在七大队开始实施,开始加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,集训、进出门报数、穿号服、背监规,晚上睡觉把房间的门反锁上,不许上厕所,睡觉时要把双手放到外面,谁不遵守,就要上大挂、被吊打、坐铁椅、电棍电(一根不行,就用两根电棍电)、体坐蹲姿(或罚站)等等酷刑进行迫害。我和宋瑞香、李兰因不背监规,被万家劳教所男队五队的队长蒋宏波、石鑫磊这两名恶警带到小号上了大挂,他们俩在窗户上边栓一根军用皮带,把我们的两只手铐上手铐子吊起来,脚不沾地(先是左右悠荡,然后抓起前胸衣服往前拉,再往后墙上撞),这时手铐都嵌到肉里,越动手铐越紧 。开始用电棍电我们,后来另一恶警陈国栋又拿一根电棍电我们。我们头上流下来的汗都是粘的,肚子痛已经窒息。宋瑞香被吊起来,后背还加了一把椅子。

有一次我们整体都正面答题,不配合邪恶的要求,男队长蒋宏波让我们蹲着,往头上浇水。高凤芹因不写批判材料,被打得脸部紫黑。还有一个邪悟的班长伙同恶警迫害老同修白淑荣,把白淑荣的鞋脱掉,让她蹲在雪里。

到九月份,恶警又开始对全体大法弟子强行洗脑——写所谓的“三书”。在进行精神上迫害的同时,加重肉体上的迫害。更残酷的刑罚是把人的两臂分别铐到两个床的栅栏上,把两床用力一拉,人就像五马分尸似的被撕裂开,极其痛苦,无法形容。他们体罚我,让我坐蹲姿,并在我身后用电棍威胁恐吓我,由于我不配合恶人,被反复三次从小号拖出、拖进,最后蒋宏波和另一个恶警用两根电棍电我,逼我写三书。当时的心情真是生不如死,难以言表。接下来就强迫写批判材料。由于大部分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的要求,恶警赵余庆、姚福昌就不断迫害我们,从早上5点起床就开始体罚我们坐蹲姿(两脚平行,双手背后),直到晚上12点才让上床,其间不许上厕所。每天不停的播放诽谤大法的录像。

后来张波队长变本加厉地让我们强行劳动,完不成任务不许睡觉,我们经常干到十一、二点,有时干到后半夜。由于长期看不到师父的讲法,更谈不上炼功,加上超强度的体力劳动(甚至60多岁的老人也不例外),有的年龄大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身体虚弱不能走路,都不让休息,只能躺在冰冷的车间的地上。有一姓曲的老同修,脖子疼得都抬不起来,尽管如此,恶警不但不让她休息,而且还得出操。

以上只是我在万家劳教所亲身经历迫害的一部份,实际远比这残酷的多,大法弟子在残酷的迫害下,不放弃信仰,不放弃修炼,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,人类的历史会铭刻这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