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历两个劳教所的暴力

【明慧网2003年12月31日】我叫吴德修,男,40岁,吉林省蛟河市松江乡永乡村农民。于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,身心受益。为证实大法、讲清真相,曾两次被江泽民操控的政权非法劳教,期间饱受摧残折磨。

(一)吉林市劳教所对我施酷刑:十数根电棍加身 皮肤焦糊起泡

我于2000年正月十五去北京为大法上访,为师父讨还公道,结果在天安门广场被无理抓捕,强制送回蛟河后被非法劳教一年,后又加期3个多月,才从吉林市劳教所被放回(2000年2月22日开始,2001年6月1日结束)。

2001年3月20日,吉林市劳教所法轮功大队一中队的管教朱广吉把我叫到走廊,说:“你在这等着。”几分钟后他拿着电棍回来了,逼我坐在凳子上脱了上衣,把电棍架在我右肩上,恶狠狠地说:“看看你们大法厉害,还是我的电棍厉害!”接着,他就在我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、脖子上电起来。不一会,中队长赵中江又拿来一根电棍,离我的耳朵有一段距离,用电棍前面的两极对着我的耳朵,一按开关前面就放出一个乒乓球大的电球钻进我耳朵眼里,这样持续电了几分钟。他们看我不屈服,就又电我的前额、脸、鼻子。见仍不起作用,就到别的大队借了两个电棍继续电我,直到电棍没电为止。

过了10多天(4月初),由于疯狂的迫害,一中队最坚定的就剩下我们三个大法弟子。这时,来了一个满脸凶恶的驻所检察官,后边跟几个管教,他问我们:“你们不转化呀?”我们说:“不转化!”他刚走,我就被叫到管教室,一进门立刻扑上来几个如狼似虎的管教,嘴里嚷着:“你不是不转化吗?这回不用你转化了。”说着,七手八脚把我按到床上,两手扣在床两边,管教刘涛抡起橡皮棒子照我的后腰就是三棒子。随后把我的脚也绑上,全身都捆上绳子,抱来一抱电棍,一个管教踩着我的脑袋,其他的用电棍电我的全身,十来个电棍一起下手。我制止他们说:“法律不允许你们这么迫害我,再说我根本就没犯法啊!我出去一定要告你们。”这些恶警一点也不在乎,继续折磨我。朱广吉电我的脖子、嘴,在嘴唇上拉锯似的使劲电,6、7下以后我就肿痛的失去知觉了;王景波电我的脑袋;赵中江不停地电我的大腿。其他人也一起电我的全身,电了一个小时电棍没电了方才停止,把电棍抱走充电去了。此时,我的脖子脸颊都被电的焦糊、起泡,下巴、嘴唇不停地淌水,贴上卫生纸不到半分钟就湿透了。过了一个来小时他们又来了,每人拿两个电棍四面围上,管教刘涛喊道:“一起上啊,人少了不管用!”五六个人一起折磨一个小时,停了一会又来电我半个多小时。有的电棍刚一电就没电,管教迷惑不解:“刚充的电哪!”

第二天早上,刘涛又威胁逼迫:“你快写了吧(指所谓的“保证书”),一会管教干部都上班了,电棍充的足足的你等着吧。”我没搭理他,心想:不管他,反正我是不会写的。白天,他们弄了些药水药布非要往我淌水的下巴上贴。晚上,恶警中队长张伯良值班,拿来四个电棍(其中两个是30万伏的),还有一本《转法轮》,说要跟我探讨探讨。半夜时他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,他净说些不着边际的歪理,我不愿跟他谈,再加上被摧残的非常虚弱,就睡着了。这下恶警张伯良找到了迫害的借口了,说我不搭理他,拿了两个30万伏的电棍在我的脚背上电起来,我忍着痛静静地看着他行凶。一会,他不敢正视我,收起电棍溜走了。第三天九点钟王景波把我放回一中队。

以后,恶警们又强迫我们做八公分的窄板,脚平放在前面的床板上,大腿小腿悬空坐了一个星期。又让我们坐床边,一侧身子悬空,我们抵制没有做。后来又逼我骑坐在大约4分的木头方子上(听说这是给死刑犯上的刑罚)。

据悉,这些违法暴行都是大队长牟岩背后操纵指挥实施的,表面上还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

(二)在九台劳教所遭受迫害的经过

2002年2月9日,我向主管法轮功问题的副乡长姜喜财讲真象,让他别再助纣为虐、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。结果晚上7点松江派出所所长冯治国就闯到我家中,以我正在看《转法轮》为由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。姐姐找他们要人,冯治国对我说:“你要说你不炼了我就放了你。”我斩钉截铁的回答:“我为什么不炼呢,法轮大法好啊!”第二天,冯治国一伙把我绑架到公安局,又投入到看守所中。在看守所里冯治国又一次企图动摇我: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”我说:“我不后悔,你们就是一伙强盗,非法闯入我家里抢书、抓人。”这次一进看守所我就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违法迫害。看守所干部说,他们没权放人,就强制灌食折磨我,第四天、第七天灌两次,第十四天灌一次。这期间恶警所长、管教多次找我谈话,我告诉他们:“我炼法轮功没有错,现在身体健康、家庭和睦、受益很多,政府不让练是错误的,至于关押我们强制我们放弃信仰“真、善、忍”就更是错上加错。”不久所里通知我,我被判劳教两年,从2002年2月9日起。

于是,在3月20日我被送到九台劳教所继续遭迫害。当天下午因为我不肯“决裂”,被劳教所送到教育队四中队。在劳教所干警的唆使下,一个叫张老七的刑事犯拿着一根半米长的塑料管,恶狠狠的问我为什么不决裂。我就给他法轮大法如何好,我不能决裂,再说哪有弟子和师父决裂的呢?他说:“不管怎么样,到这里没有不决裂的,都得决裂!”我说:“我不决裂!”他就找了几个犯人把我绑在床上,开始用塑料管在我全身使劲抽打。他打累了又换一个叫朱老六的犯人继续抽打我的后背。朱老六打了二、三十下突然瘫坐在地、呼吸困难,待了一会才站起来走了。第二天别人在四中队要打我,朱老六看见了就制止说:“你先别打他了,让他好好想一晚上吧。”他又告诉我:“你好好想想吧,再有这事我也保不了你了。”我说:“我没事,你以后别干这样的坏事了,对你不好的。”

有一天教导员高克找我谈话,我向他洪法,他手里正拿着一串钥匙,照我脑袋上打了三下,说是让我“明白”。我告诉他:“你就是知法犯法。”他无话可说,就让我回去了。当天晚上犯人张大鹏、张老七等四人见外面没有管教,就对我说:“你们不是都会背法吗?背背我们听听。”我就大声背了《论语》的头两段,他们听的很认真。可是他们害怕管教,不敢让我继续背,那个张老七还拿着板子照我后背砍了几下要我停下来。第二天吃完饭,他们又把我弄到四中队逼我决裂,张老七拿着床板做势要砍我,张大鹏故意阻拦到:“慢,不能打死他。”就这样,每天吃完饭这些刑事犯就迫害我一阵,刑法有:用木棒捅肛门、用手钻腋窝、后又用塑料管捅腋窝、抓脚心等等。当时我的腋窝被他们钻得感染化脓。

那时,3中队的管教李班长自称是我蛟河的老乡,他找我“谈心”,过一天晚上让我写思想汇报,我就写亲身收益的感受:法轮大法好,通过修炼大法我身体健康了,脾气变好了,家庭也和睦了。他看了后说:“你写的啥呀!”马上告诉别人收起来,别让领导看见。

有一天,恶警郭所长和七八个管教、干部找我谈话。我一进办公室他就问我:“修炼几年了?家里有什么人,为什么修炼?得到什么好处了?”我告诉他们:“我修炼六年了,家里还有弟弟一家三口和一个72岁的老爹。”他们说:“你老父亲都那么大岁数了,你还扯这个干啥?”我说:“修炼大法好啊!这是人一生中最好的选择。父母哪有不为自己的儿子找到一个好师父而高兴呢?”他们又说:“你师父都跑美国去了,卖书挣了那么多钱去享福去了。”我说:“师父1996年就已经去美国定居了,怎么是逃跑呢?!谁写一本畅销的好书不挣钱呢,合理合法,有什么不对!你看好你也写,恐怕你写还没人看呢?!”他们又问我得到什么好处,我回答说:“我从前身体不好,干活也干不动,也没精神,现在干活也不累了、脾气也变好了,地也能种好了、收入也增加了,道德也高尚了,这不都是好处吗?”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了,就让我回去。

大约是第七天,三班护舍犯人张大鹏和另外几个犯人把我强行绑在床上,用比鸡蛋还粗的大综绳在我后背猛打了三下,用床板在我后腰抽了四下,又用塑料管在肚子上抽了六、七下(肚子上的血痕后来化脓了)。打完后我痛感到后背里像开了锅一样。半夜疼得醒来,发觉后背脊椎右边上至背中间鼓出一条象镰刀形的血泡。早上醒后看到血泡破了,脓淌了出来。我的脸色在被迫害中变的蜡黄,所里还逼我去看伤,教导员高某说我“快要死了”。这期间一个叫刘玄中的犯人强迫我到仓库里,朝我的后脖子砍了一掌,照后背打了几拳,向小腹踢了两脚,踢得我好一会儿才直起腰;而刘玄中当场就遭到报应:突然发出象气球放气一样的声音,然后就强打起精神回到二中队,趴到桌子上睡了三个小时才能起来。那以后他再也不打我了。

后来,劳教所又跑来几个人来做我的“工作”,和我交谈,我就把我的修炼体会给他们讲了。他们问我:1996、1997年就开始控制《转法轮》等大法书的发行了,青岛和南方的两个公司大量印销盗版书籍,这不是违法吗?我说:“是啊,好书不让人印,非给禁止,人们又想看,就有这种商贩印盗版书,国家损失了税务收入,这不是那个江XX哪根筋搭错了吗?再说,商贩印书“盗版”,也就根本不会给原作者任何稿酬。怎么还反过来说我们师父敛财,根本讲不通嘛。再说,师父传佛法是对个人、对社会、对国家都有益的事。古时候印修炼的书国家都无偿地帮助,可是现在却这么抓打压,这不可笑吗?”他又问道,割光缆插播真象,这不是破坏公共设施吗?我说:“这公共设施是为人民服务的,是让老百姓知道国内外新闻及真实情况,而江氏流氓集团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,不断导演了‘自焚’、‘杀人’等骗局,使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受到造假新闻的欺骗和毒害。在这种情况大法弟子利用人民的宣传工具,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向人民讲清真象、记录邪恶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的毫无人性的迫害,这不是大善之举吗?这是做好事啊。”他们说:听你这么一说,好像也有道理。

在五月二十日,我被分到一大队水田大队。当晚二中队管教高某问我:身体怎么这样差?我回答:“强制转化,被迫害的。”高某窜上来向我脸上连打了三、四拳,还指使我后面的犯人打破了我的耳朵,血浸湿了我的衣服。这以后,劳教所见强制转化失败,转变方式折磨我们:让这些坚定的大法学员顿顿吃苞米面发糕;每月非法延长劳教期10天;每天直挺挺地“坐板”,不许自由走动。直到8月节后,才让我们出去割稻子、打稻子。入冬以后,劳教所又逼我们挑拣葵花子仁,晚上10点以后还不许休息。

约春节前十来天,我向管教恶警严正抗议:“我们做好人、坚持信仰真、善、忍,对我们非法劳教关押已经是残酷迫害;强迫我们超负荷劳动、剥夺休息权更是雪上加霜。我坚决反对这种强加的迫害!”此后,我就坐在床上拒绝为劳教所干活。一天,孟繁荣大队长进屋对我说:“你在这坐着舒服不?”我正视着他答道:“不舒服。”他又问:“那你在什么情况下最舒服呢?”我微笑着告诉他:“结束无辜的关押迫害、得到自由最舒服呗。”他无话可说,站起来就走了。

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后,劳教所又开始新一轮的疯狂迫害,播放诽谤大法的造假录象。每个中队都有不畏生死的大法学员站出来阻止播放谎言、拔下电视电源,我理所当然是其中的一个。劳教所更加邪恶地迫害我们:电棍、关禁闭。我被马教导员叫到其办公室,里面已有20多个管教。管理科长郑海令问道:“你为什么不看电视、不挑葵花子仁?”我质问道:“《宪法》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、人格尊严、人身权利不受侵犯。我们因为信仰法轮大法而遭非法关押,劳教所还强制我们看那些骗人的东西,强迫我们放弃对‘真、善、忍’的信仰,这是你们应该干的吗?”他蛮不讲理:“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跟你说!”然后他就喝令几个犯人把我投入禁闭室。那时的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左右,室内没有暖气,劳教所的管教还故意打开禁闭室的窗户,室里象冰窖一般。而且,只给我们一个褥子、不给被子,过两天才给把窗户关上,冻的我全身发抖、彻夜难眠。又过了两天,我和另一个大法学员姜林(扶余县的)因绝食抗议迫害而被野蛮灌食(我从2003年的正月十八日正式绝食,直到2003年的7月16日被无条件释放,历时5个月)。劳教所不知在食物里放了什么有害的东西,我们俩都腹痛、呕吐、昏迷。当天下午孟繁荣大队长才把我们调回四中队,并恶毒地嘲讽道:“你们就这么大能耐呀?”四中队也没有暖气,各大队的暖气都承包了,为了多赚钱,劳教所黑心地根本不给暖气,屋里很冷。第二天我发觉脚被冻坏了,脚背肿胀,左脚的中指和无名指都起了大水泡。

又一天,恶警孟所长和管理科长找我谈话,“劝”我吃饭。我正告他们:“尽管你们这样迫害,我仍严格地按法轮大法的要求,用善心对待你们。可你们应该清楚,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!如何对待我们这些遭受无辜迫害的好人,也关系到你们生命的未来。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。”孟所长仍恶狠狠地说:“给你三天考虑时间,不吃就拿你做典型整治!”

然而,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找我,只是每天两次的强迫灌食、打针。几天后看我生命出危险了,他们才害怕担责任了,把我送进医院抢救。在医院里,往往给我打吊针的时候要扎遍全身,一扎两三个小时。医生检查后,认为我的脚暂时不能截肢,就把我送回劳教所。第二次因我心率过低(每分钟低于40次)又把我送进医院。医生说,要把我冻伤的脚趾和食指都截掉。我告诉他:“不用截了。”过几天,我把坏死硬化的无名指头掰断了(根部只有中间一根脆骨相连)。劳教所的恶警竟厚颜无耻地说:“你真有‘钢’,省得我们花钱了!”后来,我身体极度消瘦,劳教所被迫第三次把我送进医院。但医生已找不到血管扎针了,随时都有生命危险,劳教所才通知我家属,以所外就医的方式把我接回家,时间是2003年7月16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