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闯出马三家集中营的历程(三)

【明慧网2003年1月12日】后来马三家这些向邪恶出卖了灵魂的犹大们为逼我们屈服,有一次,把我们叫到一个屋,我们以为有事,都过来了,我们站好后,犹大们开始打我们,打我们嘴巴,望着这一张张扭曲的脸,血红的眼睛,打我们时的凶狠表情,我何止是肉体的疼痛,我的心在流泪,在滴血,昔日我们曾是患难的功友啊。犹大们还把擦地的脏抹布往我们脸上,嘴上擦,还往我们脸上,身上吐唾液,经常羞侮我们,队长却不管。

二零零零年的八月份,刚过一个月,又一轮的疯狂迫害开始了。女一所新成立了一个三中队,全部由二所调来的犹大组成,分两个大分队,从一中队抽出十名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,二中队抽出九名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,八月二号,我们十九个坚定的弟子来到了三中队。到三中队的第一天晚饭后,当天晚上值班大队长是恶警杨玉,整个三中队全体学员都来到了女一所办公楼的操场上,围坐一圈,除了我们十九个,其余都是犹大,杨玉说是开联欢会,欢迎我们十九个来她们中队,犹大们一个个地表演着她们的节目,我们谁也不动,也不鼓掌,这时杨玉让我们也出来唱歌,她让杨虹出来唱。杨虹是原葫芦岛市辅导站副站长,杨虹站了出来,非常严肃地说,我们可不能软绵绵的,唱个有力量的,咱坚定的大法弟子再上来两个跟我一起唱,这时坚定的大法弟子又上来了一个,这时杨虹望了一下四周,看到我,冲我招手,让我上去,我站起来,走到杨虹身边,杨虹一只手紧握我的手,另一只手紧握那位功友的手,我感到了杨虹那坚不可摧,决不向邪恶屈服的力量,杨虹说我们唱一首“我们走在大路上”。这是一首老歌,唱起来非常有力量,我和另一位功友不会歌词,但我俩因受杨虹感染,也能随上,我们三个人的歌声在马三家的上空回荡,唱到最后一句,杨虹握着我俩的手,一起举了起来,那是面对邪恶的不屈,犹大们第一天接触我们,她们就感到了压力。这个由坚定的大法弟子组成的群体,被马三家教养院队长称为第一批的硬骨头,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那锐不可挡的气势,令邪恶胆寒。

我们每个坚定的大法弟子都有犹大做包夹,不允许出去打饭,不许我们之间说话,看一眼都不行。一次我们中的两个人握了一下手,被犹大告诉队长了,杨玉就逼她们写检讨。包夹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,我们没有任何自由。每天早晨起床后,犹大就开始围着我们轰炸。一天,大队长董彬把我叫到办公室,问我对四·二五上访是怎样看的,我说当然是对的,她就拿出非法文件,让我解释,我想这是对付我们的花招,我才不上当呢。我静静地站着不说话,她用手打我头部,并说,怎样,没话说了吧,知道错了吧。我抬起头直视她,我说师父在国外讲法中已经肯定了,我不用怀疑,她说你这不是盲目崇拜吗,你师父就没有错的时候吗,你师父的话比你爸的话对你都好使啊。我就说,我爸他是常人,他当然有错的时候,他的话我得考虑对错,而我师父是佛,我师父的话百分之百是对的,我不用考虑。恶警气得无话可说了,让我回去了。其实那就是我对师父和大法坚信的那颗坚如磐石的心,令邪恶毫无办法。

一天,我正在号里坐着,十几个犹大陪着我,但并不怎么跟我谈,面对我她们也知难而退。这时大队长董彬进来了,拿一本侮辱师父的邪书让我念,我不念,恶警就用书往我嘴上打了两下,这时犹大们也都说,你就答应队长吧,我愤怒地说,如果死和念叫我选择的话,我宁可死都不会念的,恶警当时就坐在了小凳上,看我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,就气呼呼地对犹大说,你们给她念,让她站着听,说完走了。我静静地站着,这时,我们中有好多人被关在小号里,罚蹲,罚站,罚蹶着,不让睡觉,扒光衣服用电棍电,但因我们之间都被隔开了,我并不知道恶徒怎样折磨他们,我已感到了三中队比一中队更残忍,这里更恐怖,我站在那里,犹大们念的我并没听到,我感到邪恶要对我下手了,我并没有害怕,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,我只有一念,绝不能妥协,绝不能让师父失望。大队长不时地在窗外观察,我始终一个表情,不到一小时,大队长把我叫到她的寝室,并没让我去办公室,她坐在床上,问我对“转化”问题是怎样想的,我非常严肃地说,地球可能倒转,太阳也可能从西边升起,但我“转化”是不可能的,但如果你们强制我,你有可能看到我不“转化”的尸体,但决不会看到我“转化”,我已写信告诉我的家人,如果我死了,我决不是自杀,是教养院害死了我。

听我这样说,她连忙说,我强制你了吗,我说我感到要开始了。她说,从现在开始,我不会强制你的,但你想过吗,你坚持下去,三年后是什么结果吗?我说,我早有思想准备,为大法,我可以舍弃一切。说完这句话,我流下了眼泪,她就对我说,我不会再强制你“转化”了,以后你愿意看点自己喜欢的杂志什么的,就看吧,你还应该看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本书,要坚强些。然后她就让我回去了。回到号里,犹大们赶紧把那本诽谤大法的书递给我,让我念,因为以她们以往的经验,被叫到队长办公室是挨酷刑去了,因承受不住,回来就得念。我不念,她们说,你还不念咋的,我说你问大队长去吧。其中一个犹大拿书去了,回来后,再也不提这事了。

从此后,大队长不再找我,犹大们也是装着伪善的样子。而且我的包夹就是以前我们炼功点的一名学员,我当时是辅导员,她对我还比较照顾。这时,从二所又调来了叛徒,这些叛徒的文化程度比较高,他们助纣为虐,到各省市去对大法犯罪。她们到我们三中队后,挨个找我们谈,她们几个人围攻我们一个,再加上我们这里的犹大,我真感到了身边群魔乱舞,但她们对我没有丝毫的影响,我只感到她们那么可怜。看着她们,我常常想起那句话,世人皆迷,唯我独醒,世人皆浊,唯我独清。我非常清楚她们每一个人是在哪一点上迷惑而邪悟,我也想使她们明白过来,可她们每一伙人跟我谈后,就又换一伙,而且邪悟不彻底的也不允许单独与我们谈。

有一天,又有两个犹大找我,跟我唠家常,根本就不提“转化”的事,所以我也就与她们谈,后来就各自看书,后来她俩就谈起了另一个功友,她正在罚站,每天站到夜里十二点。我立即明白了,原来她们就是用这办法对付我们,先不与你谈“转化”,跟你谈别的,如果你跟她谈,就证明你接受了她,她就说你有缝,开始罚你,最后酷刑,我立刻识破了她们的诡计。中午吃完饭后,她们还找我谈,我立即说,不要再谈了,我不想谈。她们说午前不是谈的很好吗,我说午前是因为我们初次谈我没好意思拒绝你们,她们说我们也没与你谈“转化”,我说,不管你提没提“转化”,但你们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这方式让我“转化”,你们不要费心了,不要跟我耍花样了,我没有缝,早就豁出去了,我是不会“转化”的。所以,她们一看这一招对我也不好使,就让我在屋里坐着,两个犹大陪着,有时让我干点活,但并不与我谈“转化”。因为师父的好多经文我都会背,当犹大断章取义地用师父法迷惑我时,我立刻揭穿她们,并把师父法的原话背给她们听。有时,她们非常尴尬。拿我没有办法。

这时,有好多功友被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,但我又见不到她们,恶徒们想掩盖恶行,每次酷刑折磨功友时,然后就再也不让我们见,她们虽然没有罚我,但我知道每时每刻都有功友在承受酷刑,我的心一直好痛好痛,犹大们帮助队长折磨功友,回来后就小声议论,但怕我听见。我非常担心其它功友,不知她们都在承受怎样的痛苦,有时晚上默默地流泪。经常听到电棍发出的电击声,还有犹大们高声侮辱功友声,恶警的叫骂声,充满三中队,真是阴森恐怖,身边全是犹大,不能与任何人说话,我感到那么孤单,只是常常想着师父,才感到慰藉。如果偶然能看到哪个功友,哪怕仅仅是背影,我都很高兴。

突然有一天,一个犹大通知我去大队长办公室,我到那后,有好几个功友也在这,过了一会,大队长说,要送我们回原中队,至此我在这里呆了一个月,后来才知道,是大连又送来了一批上访功友,送到三中队,怕我们影响她们,把我们送回来了。

回到一中队后,没有把我们送回三分队,而是分到了普教的两个分队里,进行强度的体力劳动。近一个月后,我们又回到了三分队,每天出工干活。这时我们又换了新队长,是陈秋梅,不久犹大全调走了,我们就一直与普教在一起。教养院为逼我们放弃修炼,又变出了新的花样,在这以前,因为一直不允许我们与家人联系,根据她们所掌握的家人情况,通过亲情,逼我们”转化”,这一招效果甚微,然后又变出花样,把我们一个一个地送到三中队。

这时师父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发表的《忍无可忍》我们看到了,这是我进马三家以来看到的第一篇新经文,我们都非常激动,我立刻背了下来。这时陈秋梅让我们写年终总结,我就写了一个修炼体会。陈秋梅看完后,大发雷霆,把稿子摔给我,让我重写,不允许提大法,不允许提修炼。我收起我的体会,什么也不交了。接着又写新一年规划,我又什么也没交,带工刘畅〈普犯的头头,卖淫犯,此人很邪〉让我交,我说没有,想要就别给我规定内容,我写什么你们就接什么。她说,那就把你交到大队长那儿。

这时,我们被集中到一起,看电视,放的是功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正法的壮举,看着这一幕幕悲壮的镜头,我激动的热泪盈眶,一年多来,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,一直牵挂着外面功友的情况,看着功友们都在走出来,证实法。我非常高兴。一天早晨出工后,在车间,刘畅说王大队〈王艳平〉找你,我猜想一定是写总结和规划的事,我就来到车间前边,站到离王艳平一段距离处,可王艳平却让我离她近一点,并笑着对我说,你怎么啦,怎么好像不高兴,我没有回答,她说知道队长找你什么事吗,我摇了摇头,她又接着说,看完电视你有什么感想。我笑了笑,她又说,队长想听你的心里话,我就说,我很高兴,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功友在走出来,为师父和大法鸣冤,我真的高兴,从她们身上,我仿佛看到了一年前的自己,一年前我就是这样被送到马三家来的。她说,你真很诚实。我们对你的教育却带来了反效果,以后不能让你看电视了。我又给她解释了电视上一些功友们说的比较高的话,后来就让我回来了。这时还不断有功友被送到三中队,教养院对我们一直用各种办法对付我们,逼我们屈服。

春节过后,一天早晨醒来,功友张秀英〈本溪人〉夜里听到了外边功友放的录音,《强制改变不了人心》,我非常后悔没有听到。不久,我们也看到了这篇经文,和我们一样处境的二中队功友,她们看到了《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》,她们立即行动起来,揭露邪恶,并要求八小时工作时。三月二十四号教养院对我们实行八小时工作日,晚上可以不出工了〈但没实行多少天〉,让我们集中坐小板凳,不许说话,不许低头,不许闭眼,身体必须坐直,有四防和坐班看着,一直坐到普教收工回来,比出工干活还累。第二天功友李淑珍去找大队长,大队长就到我身边问我,说昨晚感觉怎样,我说比出工干活还累。大队长把我们集中一起,问我们能不能保证不传抄经文,我们谁也没说话,大队长就把我叫了起来,说让我代表这些人表个态,我说,师父以前写的会背的那些我不传抄了,因为我发现丢字的特别多,师父的法每个偏旁部首,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佛的形象,我怕乱法,但有新经文我就不保证了,〈因为新经文都是功友照原文抄写送进来的〉,大队长说,你的意思是不抄写是怕乱法,并不是遵守教养院纪律,我说:“对。”当天晚上,就给我换了包夹,严加看管,我每走一步,包夹都紧跟着,而且把她的脏东西都放到我床头上,夜里我去厕所她也跟着,我就说了一句“狗特务”,她报告了队长,陈秋梅把我叫到车间前边,大声怒吼,根本不允许我说话,让我向包夹赔礼道歉,我坚决不道歉,她就罚我装车,折腾我一上午。后来指导员和大队长都来了,我还是坚决不道歉,但我再也不想说话,站在那默默地流泪,包夹打我们,骂我们,辱侮我们的时候,从没有人过问,她们可以剥夺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,而我稍加反抗,队长就逼我道歉,我绝不会再纵容邪恶,坚决不道歉。到教养院一年多来,每次思想汇报,我都向队长讲清真相,用真诚和善心劝戒队长,字里行间浸透着我的真情,所以大队长对我很少恶言恶语,她没有逼我,也就不了了之。

这时,教养院为与韩国客商做服装生意,逼我们限期做出一批高质量服装,竟然三十六小时不休息,不睡觉抢活,连吃饭都在机台上吃,而且陈秋梅还说我们干的慢,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

后来,我们一中队和二中队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集中到一起,之后我们被分散在一中队的普教中,我还在陈秋梅分队,晚上我们被强迫集中到一起,恶警让三中队犹大骚扰我们,我们全部抵制她,而且杨虹要问她几个问题,吓得她灰溜溜地逃跑了,只来一晚上就再没有来。